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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知编辑
金快乐
在大庭广众之下都被如此猥亵，让我们为女孩在家中的处境感到担忧，更对她冷漠的父母感到愤怒。
几日前，一名18岁男子在南京南站公然猥亵女童一事，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反响。
令我们倍感震惊的不仅是大庭广众下的公然猥亵，还有在长达至少5分钟的猥亵过程中，端坐一旁的那对中年夫妻，他们不仅未加制止，简直视若无睹。后据警方公布消息，同行的中年人为该男子父母，而这名女童则为这对中年夫妻的养女。
全程目睹儿子猥亵养女的行为后，这对夫妻所表现出的从容淡定，实在令人费解。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舆论的一片谴责声中，还冒出了一股奇葩的污流——竟然有人认为这种事情很正常，认为“一家人有这样的动作只能说明家族很亲密”、“别人家的事我们不好评判”。
我们实在不敢想象，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女童是否会经历更为严重的猥亵，甚至性侵，而她的养父母是否一直选择放纵与漠视？一部分人对此类行为的“理解与宽容”，更让我们对儿童性安全感到无比焦虑。
七成熟人作案
无意识的父母更是帮凶
这一事件细节曝光后，立刻引来舆论质疑：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的猥亵行为，父母为什么不制止？
由于事件仍在调查中，加上涉及未成年人保护，更多案件细节和当事人心理无从敲定。
这一双对猥亵视若无睹的父母，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是对猥亵行为本身的无意识（比如认为这种方式有利于家庭成员情感的维系和沟通），或是重男轻女意识下对儿子行为的偏爱和放纵，或是对养女身份的不重视、不认同，或是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不宜在公共场所“闹大”，都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猥亵的帮凶。
也许他们不知道，哪怕迟一秒钟的放纵，养女身心遭受的创痛都将增加一分，而这种伤害犹如一场噩梦，极有可能伴随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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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对多起儿童性侵案件跟踪调查后，得出的儿童性侵案件持续的平均时长“4.8年”。
似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性侵儿童案件引发热议，其中不乏熟人作案的情节。
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统计，仅年媒体公开报道的14岁以下儿童性侵案件共起，受害者多达人，平均每天就有至少1起案件、2名受害儿童被曝光。
其中，近七成为熟人作案，他们更容易接近和取得受害者信任，使得性侵案件更易发生。老师、邻居、亲戚、家人均可能成为加害方。作案人多次实施性侵害的情况严重，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作案者不会自动终止。
更为触目惊心的是，近7%被曝光的儿童性侵案为父亲、哥哥、继父等家庭成员所为，隐蔽性和危害性极强。由于涉及受害儿童抚养、亲人伦理等问题，家庭成员性侵案件情况更为复杂，维权也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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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报告显示，农村地区50岁以上老年人实施性侵害的比例特别高，占该类案件总数的82.2%，年龄最大的侵害人83岁。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性侵儿童案件难以全部被公开报道和统计，上述案件仅是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
儿童遭受性侵犯后，能否从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处获得更多支持，是修复创伤的关键。
遗憾的是，许多父母无法给予孩子帮助。
儿童性侵事件总被藏着掖着
早在年，学者龙迪在一本关于儿童性侵的社会工作的研究中，曾跟踪研究过6名遭受性侵女孩及其家庭。她发现，面对孩子的惨痛经历，父母很少或很难提供持续有效的心理帮助。
比如，一些被性侵儿童家长选择“捂”下去，要求孩子闭口不谈性侵的内容，甚至不允许孩子哭，期待时间抚平创痛，一些家长则会用严格的贞操观强化孩子的耻感，或将强烈的愤怒和自责转移到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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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调解家庭纠纷时说：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此论一出，舆论哗然。
无疑，法制观念和性教育均有待提高的农村地区是这一现象的重灾区。
“女童保护”统计显示，在年公开报道的儿童性侵案件中，四分之三的受害者来自农村（乡镇及以下）。由于家庭监护缺失的情况广泛存在，学校及社区的性教育及基础生理教育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很多农村孩子根本不了解如何分辨性侵害，也不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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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青壮年流失后，只留下孤寡老人和妇女，幼童缺少社会的关心和保护。
在一份对国内多省份名学生的随机调查中，超四成儿童认不清或不知道什么是隐私部位。而在位受访小学生家中，近四成家长也从未教会孩子要预防性侵害，“孩子还小”、“怕带坏孩子”、“不应该公开谈论性”都是这些家长给出的理由。
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女童保护研究报告》就引用了一个案例称，当孩子回来告诉家长“老师在课堂上脱裤子”时，家长竟然斥责孩子“瞎说”，还反问“老师怎么可能不穿裤子上课呢”，没有任何警觉。
对不少思维保守的农村家庭，即便发现儿童被性侵，也会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选择隐忍。他们的担心如出一辙：女儿被性侵的消息一旦流传开来，就等于女儿天然带上了“不洁”的污点，万一长大以后嫁不出去可怎么办？
年4月，发生在湖南攸县的农村小学男教师多年持续猥亵女童事件被媒体曝光。一名受害女童向母亲讲述自己和同学被猥亵的事实后，母亲第一反应竟然是告诫女儿，让她不要再和受害同伴一起玩耍，因为“她思想龌龊”，而且不许她把被猥亵的事说出去。
在广西兴业县的性侵女童案中，受害女童的母亲怀疑女儿被性侵后，虽然也找到嫌疑人理论，但考虑到“性侵在农村是件丑事，怕对孩子影响不好就没报警”，甚至未对女儿采取任何救治措施，导致女儿阴部溃烂，阴道后壁部分缺损，经常性大便失禁，最终孩子在病痛中死亡。
一位遭遇熟人猥亵的女孩回忆称，当幼年的自己鼓起勇气，把被猥亵的经历告诉母亲，却只能换来对方的训斥时，她从此再也没有同母亲分享过任何秘密。
父母的沉默与回避，看似是一种对女儿和家族“清誉”的维护，实际上却是对儿童信任的践踏和二次伤害。
很难想象，一个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的女孩，不懂得也无法挣扎和反抗，她的价值观是否会被严重扭曲，逐渐认为被亲人性侵是可以接受的，或者在懂事后，深陷自责与耻感的漩涡，难以自拔？
施暴者固然可憎，沉默的父母帮凶同样罪恶。
但遗憾的是，现有法律规定仅能确保施暴者，尤其是与受害儿童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施暴者被从重处罚，却很难仅凭“旁观不制止”，就追究南京南站事件中那对父母的责任。
这不禁令人感慨，世界上所有职业，无不需要资质，但是唯独为人父母，这最重要的角色，却不需要任何资质。
在儿童性侵的庞大冰山下，南京南站事件也只是新近进入大众视野的极端案件之一。面对儿童性侵难题，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快扭转儿童性侵害始终藏着掖着的现状。
愿每一个受害女孩都能走出阴霾，愿每一个施暴者必将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