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壶
段作文
我父亲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其实脑瓜子挺活泛的。
那时候，我母亲隔三岔五就会去一趟凤凰街卖鸡蛋，却从不养鸡。那时很多人家都不养鸡的，即使养也不会多。一窝小鸡出来顶多留两只母鸡下蛋卖了称盐打油或者蓄起来，遇到事情偷偷提来我家里。我母亲总是说不用不用，但每回都接了，高兴时还回人家几颗纸裹糖或者一小把葵花籽。
面对乡亲们的这些行为，我和父亲一样，常常睁只眼闭只眼，毕竟我去一趟乡上也不容易。乡上的人却说鸡蛋吃多了满嘴鸡屎味儿，要吃母鸡炖海参鲫鱼煮豆腐。一只母鸡两斤鲫鱼得拿多少鸡蛋换？村民们可能会算，但未必肯，甚至还以为我去一趟乡上就像去一趟外婆家，空着手人家也会笑脸相迎。我父亲也不把这事儿跟他们抖明，一旦抖明了，人家可能就不把他儿子当回事了。这就是我父亲的精明之处，一年到头哪怕自己吃点亏，能帮别人把事办成，他这个教书匠儿子才显得有出息。
当然，除了好面子，父亲的小聪明也为我们谋得了不少实惠，其中之一便是，我师专毕业后在凤凰小学只教了两年书就被初中同学张明弄进了乡*府。我在乡*府上班挺清闲的，说是当文书，其实就摇摇笔杆子，年头做做计划年尾写写总结，平时剪剪报纸（那时候也没几份报纸）喝喝茶，日子就像搪瓷缸里的茶叶，从早泡到晚，泡着泡着就没味了。当然，除了喝茶剪报，偶尔我也干点别的，比如起草通知，通知男人结扎女人上环，通知村民交公粮缴农业提留款，通知干部开会学习传达文件精神啥的。那时的公文材料特简单，跟考试填空题差不多，改改日期换换名头，丢给播音员刘小芬用高音喇叭吼两次就传达到位了，不像现在消防检查食品抽查征地补偿对口扶贫扫*打非等等一大摊子事，某一单事出了纰漏搞得全单位鸡飞狗跳的。
我在乡*府干到第四个年头时，张明高升了，越过镇级直接去了县*府。他原本也想带我去县城的。我没去。我觉得待乡上还行吧，清闲，怎么懒散都行，哪怕你把日子混成一滩稀泥。我有这想法少不了父亲的影响，他说你就一张师专文凭，无依无靠挤什么县城？那可不是三只母鸡五斤鲫鱼那么简单，就算你挤进去了又怎样？还不是咬着一块鸡骨头？不如在乡下喝两口鸡汤捡几匹鸡毛做把掸子。
刘小芬倒是去县城了。张明说那是因为她有性别上的优势。她把户口也转进去了，后来还跟张明结过婚，恩恩怨怨十来年又分了。那十来年里我也有过一小段婚姻，对象叫李小兰。李小兰跟刘小芬、张明一样，上世纪60年代末生于凤凰公社，念过初中，算是文化人。但后来我们还是分了。分开后我常常想，要是当年我也去了县城，可能就娶了刘小芬，跟那李小兰还有来香就没啥事儿了。
生活往往就这样，就一念之差的事。
当然，我父亲把我留在公社也不是多大的坏事。老凤凰公社两万多人，11个大队，是个大乡。年我28岁时，以桂花河为界，靠县城那边成立了鹅公岭公社，管5个大队，地势较为平坦。河的另一边仍叫凤凰公社，辖6个大队，凤凰山贯穿东西，以山地为主。分公社之后，我的工作量和待遇并无多大改变，除了开会取文件，有时还会去县城找张明和刘小芬。每回去都有事。比如谁家媳妇怀二胎了，医院出张条子，“证明”第一个孩子有残疾，我去一趟县城，那条子盖上红截儿，好端端的娃娃就“残废”或“智障”了，人家超生二胎就合理合法了。又比如，谁家闺女婚前大了肚子，或者谁家儿子想参*，我去两趟县城事情基本就成了。到了县*府门口，我给看门的老赵捎个口信，过一会儿，刘小芬就出来跟我接头。接头的地点大多在县府对面的同花顺茶馆。坐在茶馆里，刘小芬一壶龙井刚泡开，计生局或武装部就派人过来了。每次来都是那个女同志，四五十岁的样子，面红色润，大热天也擦着厚厚的粉霜，短裙看上去总显小，屁股裹得紧紧的，胸也大，天一冷就穿一身翻领羊毛大衣，烫蜷发，雪指艳甲的，一年四季就冬夏两款打扮，似乎生命里从未有过春秋二季。女同志坐定，不急着谈正事，约出一位老同志。老同志个高清瘦，浅灰色中山装相当得体，再看那抽烟把壶的架式，显然一退休干部。
于是，一桌麻将就齐了。
打麻将除了靠手气还讲门道。这是张明告诉我的。张明在凤凰乡那些年，我手气蛮好，对麻将也很有研究，不管是在办公室的木桌上打还是去某个村长家里打，多少都会赢点。赢钱后我也不全揣腰包，领着大伙儿去凤凰酒馆拼酒，拼得你死我活，有时半夜三更还日爹骂娘。
张明离开凤凰乡的那年秋天，给了我一番点拨：你对麻将领悟不够，同领导打和同事打完全两个概念。打牌不光是为了赢钱，还要学会输钱。输钱还不容易么？不吃炮，自摸打出去！你以后要多来县城打。那之后，去县城输钱就成了我的副业。究竟输了多少我也不清楚，反正钱不是我的，每回剩几毛够坐拖拉机回凤凰就行了。
一般情况下，我回到凤凰乡下天就黑了，托我办事的则早早候在家门口。除了钱，他们有时还会捉一只公鸡或者提一篮鸡蛋。那些公鸡得放我们家养到过年时才弄去县城，我去县里的*资由父亲先垫着。鸡蛋不能久放，母亲会及时提去凤凰街卖掉。
有天晚上，来我家的人没捉公鸡也没提鸡蛋，送来一件老把戏。这人姓杨，大名江山，好吹牛，从小就说祖上留下一个传家宝，不是皇上用过的就是丞相用过的，无比金贵。人家问啥玩意儿那么金贵？他说母亲不让讲。大家就笑他是不是皇太后用过的夜壶？他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后来就落了个“夜壶”的诨名。杨江山个儿不高，手巧，11岁学木匠，18岁便制得一手好家具。我妻子李小兰的嫁妆就是他制的，虫草花鸟，上红描金，栩栩如生，大气中透着精致，是他难得的上乘之作。但他最擅长的却是做棺材，据说老县长的棺材都是请做的。后来他还在凤凰街开过棺材铺，知名度盖过了去县城做官的张明。杨江山的父亲杨金山曾是凤凰乡第一大地主。家庭成分不好，加上矮，我小学毕业那年，他30岁了仍未婚配，便从凤凰溪捡回一女婴，唤作来香。
来香7岁时，我正好在凤凰小学教书，成了她的启蒙老师。我在凤凰小学只教过两年书，一个班60来个学生，大多数都记不住名字了，来香却跟我长时间有联系。那年月通讯不发达，来香去深圳打工后仍保持着上高中时的习惯，每月给我写一封信。那天晚上杨江山来我们家，就是感谢我去县公安局帮来香办了一张边防证。杨江山说边防证在深圳太重要了，就像唐僧的通关文书。有了边防证，来香才能进出关口，才能在关内找到工作。那关内的工资可高了，比乡上的干部还高呢。杨江山越说越兴奋。
边防证那天下午就拿到了，从县公安局路过凤凰街时，我见邮局仍开着门，就寄给了来香。邮局在乡*府斜对面，收信寄信兑汇款，每天都排着老长的队伍，所以我从邮局回到村里时，天已黑尽。
杨江山站在我屋门前的草树下，捧着一个包袱，听说我把来香的边防证寄出去了，嘿嘿笑了两声。我娘在他身后晃着手电筒，听到狗叫又朝我晃了晃。我是和杨江山一起进的屋子。我父亲卷了两支旱烟，递一支给他，盯着他的包袱问：“夜壶，啥玩意？莫不是逮了只野兔怕它跑了？”
“坡上草都割光了，哪藏得住兔子？你晓得的，前几年得罪人了，棺材铺垮了，来香又上了几年高中，家里就剩下这个了。我爷托梦说埋在尿桶底下，我一挖，真有！老家伙，青菜（钦差）用过的。”
“我说夜壶啊，你们家还真有这把戏呀！什么你爷托梦？”父亲掂了掂包袱，又隔着布袋子捏了捏，接着说，“哎哟，今天算是见着真神了！什么青菜？我看像个萝卜，空心萝卜难上席。”父亲敲敲烟锅，话突然多了起来，“夜壶啊，事情都办成了，晓得你没养鸡，就别扯什么青菜萝卜了。”
“是钦差，皇帝派下去的干部。啥萝卜？”我白一眼父亲，转身见杨江山手里仍捧着夜壶，笑着说，“搁桌子上嘛，说不定真是古董呢。”
“再古董也是把夜壶，装不了酒舀不了水，就搁地上。”父亲指指门角说。
杨江山把包袱搁桌子上，父亲示意我送他出门。刚出屋子，父亲又跟了出来，陪着我们走了好一段路。到了屋后坡上，杨江山说有月亮呢，亮堂，你们回去吧。父亲拉着我在坡上又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晃晃手电筒，确信杨江山走远了才回屋子。
父亲趴桌子上，又卷了一支烟点上。他取出夜壶敲了敲，对母亲说：“这杨江山真舍得呀，不是陶做的，放好，莫丢了。”说完，他又从立柜里找来一件破棉袄扎扎实实包起来，然后带上锄头，到了门口又说：“埋杏树下，啥时候我起不得床了，你们掏出来用。这事儿你们晓得就行了。以后那杨江山再问起，就说破玩意儿，早丢桂花河了。”
从杏树下回来，父亲在隔壁屋里跟母亲一直嘀咕着什么，搞得我大半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我刚到乡*府办公室，父亲跟来了。他抹一把汗水甩地上，见屋子里没别人，细声道：“杨江山想把夜壶要回去，别答应啊，说啥也别答应。你想想，送出去的东西想要回去，有来头。我光屁股时就听我爷讲过，杨家那把夜壶是祖上留下的，起码三百年了。”
“就算秦始皇留下的，也只是个夜壶啊。再说了，金的银的也是人家的，没道理呀，何况还是祖传的？”
“死脑筋！婚都没结，来香又不是亲生的，祖传个屁呀？”父亲用烟杆指着我鼻子说，“反正没在杏树下了，看你们上哪儿找？”
这时杨江山进来了。他左手提一只公鸡，右手挎一篮鸡蛋，笑呵呵地说：“就一个破夜壶嘛，你拿去呗！你们家毛毛进一趟城不容易，我再赊点东西来意思意思。”他搁下鸡和蛋，从苛包里摸出烟叶，替父亲卷一支，又替自己卷一支。他卷起烟来就像凿木眼，三下两下就规规矩矩了。卷烟时，父亲一直斜眼看他，没吱声。我也没吱声。估计父亲跟我想一块儿了，他怎么突然又不要那夜壶了呢？
这时有同事来上班了。父亲不再提夜壶。他说时候不早了得上街卖鸡公，去晚了卖不起价钱，鸡饿了不划算。
傍晚回到家里，我见父亲坐门槛上黑着脸，骂个不停。他骂杨夜壶不要脸，不是个东西，嘴上说不要了不要了，结果还是被他从地里找出来“偷走了”。我说不是没埋杏树下么？他怎么找到的？父亲说他又不是瞎子，屋前屋后哪里动过土他看不出来？下回他再找你跑县城，你也别提夜壶了，就说事难办，让他自己跑，跑断狗腿。我说人家哪有那么多事呀？一不想发财二不想当官三不想娶儿媳妇，就一捡来的女儿在深圳打工，还愁嫁不出去？他说怎么没有？肯定有！来香多大了？说不定哪天就大着肚子从深圳回来了呢！扯结婚证上户口要不要求人？分田分土交公粮算不算事儿？
父亲知道我跟来香有联系，后来就老问我来香处对象没？啥时候回家办事儿？我说你着什么急呀？人家准备在深圳安家呢，不在深圳安家也会嫁去香港的嘛。父亲说那就对了嘛，她想在深圳安家就能在深圳安家呀？她户口要不要迁出去？夜壶老了要不要去深圳靠她？山不转路转啊，那夜壶早晚是咱们的！我说杨江山小你十来岁你能等到他老的那一天吗？父亲一听就火了，扬着烟杆敲我的头。
谁知没过多久，杨江山就去了深圳。据来香讲，杨江山去深圳后，在工地上做木工，制打混凝土用的模子，收入比她还高呢。又过了两年，她来信叫我别待家里了，去深圳帮她做账。她父亲搞了个工程队，她开了两间发廊，忙得团团转。她还说，你要是真过来，走前去我家里把夜壶带过来，我爹说就埋在床前的尿桶底下。
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停薪留职去深圳。当时我已跟李小兰结婚。李小兰在县城教书，跟我是二婚，前夫是文教局的周副局长。她头婚那天，我和父亲还去县城吃过喜酒。吃完酒，她父亲还带着我们一帮乡亲去周副局长家看过他女儿的婚床，说是杨江山制的，做工巧，老式红木床，睡着踏实，起码生个双胞胎。哪晓得那周副局长就是不来劲儿，李小兰再怎么努力也未得一儿半女，一气之下就散了伙。后经人搓合，她跟我好上了。李小兰再婚时，她父亲又让我把那床搬到了乡下，哪知后来李小兰跟我也散了伙，那床就拉回了娘家，据说至今仍摆在堂屋里没丢掉。
李小兰跟我再婚是刘小芬的主意。她说多好的女人啊，那周副局长良心被狗吃了。后来我才知道，刘小芬当时说这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刘小芬还说，李小兰是正式工，户口在县城，县城到处开发，就算你不想在乡*府干了，来城里随便修座桥补条路也好过去深圳打工呀，你一心想着去深圳是被来香迷住了吧？人家白白嫩嫩的才多大岁数呀？她这么东说西说的，我就跟李小兰结了婚。婚后我没去县城，那时我们的工资才两三百块钱，来香给我们开的高多了，一月顶半年。但李小兰不想去深圳，她说双职工啊，在家旱涝保收不好吗？去那边万一不行喝海风吗？你心里肯定有*，只想着深圳那个来香！一个开发廓的，啥来头你心里没数吗？你还想让我多嫁几次吗？她这么一吼，我就知道那刘小芬又背着我说来香的坏话了。
来香真有他们说的那么坏么？我倒想去看看。
婚后第二年秋天我就去了深圳。那时来香没做发廓了，见了面也没提他们家的夜壶，可能他们当时也没想起。我是跟李小兰吵完架说走就走的。我在罗湖下火车时，天黑了，来香没来接我，叫了司机开车过来。司机说杨总正同她爸在罗湖桥会一个香港开发商。当时我不知道火车站离罗湖桥很近，还以为她去了香港谈生意。车出车站广场时，我朝香港那边望了一眼，觉得来香迟早会嫁过去的。后来我听杨江山讲，当时来香离我不过一里地，他也没陪她去，因为那香港人是她男朋友，谈的不是生意。
到深圳后，来香没安排我做账。她说盘子越扯越大，做账是个技术活，要会计证，得请专人，你不行。我说你觉得我做啥行？她说抹墙咯，从小工做起，然后大工，再然后施工，最后包工程。我说没别的安排了吗？来香盯着父亲笑了笑。杨江山已经不抽旱烟了，他摸出牌香烟，散一支给我，也笑了笑说，我看这样，跟我学制木，你娃娃脑子不笨，将来做我的得力干将。
我见过杨江山制的婚床，也见过他打的棺材，知道他手艺好，是个制木的好师傅。我确实不比他笨，我还比他年轻，他可以帮来香在深圳混得风生水起，我应该不会差哪里去。于是就答应了。
在杨江山的指点下，来香的建筑公司越做越大，我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在深圳的光明前程。我写信给父亲，说在深圳跟着杨江山学木工，将来要做包工头，当老板。父亲说可以，学得差不多了就自己干，别一辈子听人家使唤。但这些事儿我没告诉李小兰，我觉得跟她说这些是一件特别丢脸的事情。父亲却告诉她了。父亲说我在深圳下苦力，这辈子没用场了。于是李小兰就给我写信，要我一个月内回去上班，否则后果自负。
我当然不想回去，也不会回去。在深圳工地上虽然辛苦，但天天跟着杨江山，常常见着来香，时不时还坐着他们的小车去咔啦OK唱歌跳舞，吃麦当劳喝咖啡，要是就那么回去了，估计就白活了，一辈子都见不着来香了。
一个月后，父亲来信说李小兰搬回娘家了，你被逼上梁山了，要是在深圳混不出名堂我死了你也别回来，不晓得一个二货有啥好翘的？我一直觉得父亲比我聪明，我相信他的话肯定没错。后来有一次我喝高了就把李小兰的事跟来香说了。来香说我可管不了你们家务事哈，我忙死了。
来香确实忙，在深圳跟人合伙这里修路那里盖房子，工地一个接一个。我虽然醉了，心里还是明白，我就不找她说这些了，成天埋头干活。倒是杨江山变得随和了，说这木工活儿早晚会被钢模代替，你就少干点，多在工地上转转，学会管理工人，你手艺再好一天也制不了几根梁，工人看好了，工期跟得上那才是本事，将来自己有门路那才是能耐。
那年头房地产大开发到处热火朝天，工期特别紧，我在工地上没日没夜忙。杨江山也不闲着，爬楼上墙这工地跑那工地。深圳地处南方好刮台风，台风一来工地上的排山脚架就会受损。杨江山就是在台风夜视察工地时从排山上摔下来的。他伤得很重，医院，上半身能动，脑子尚未糊涂，但下半身废了大小便失禁，挺折腾人的。起初，来香替他请了女护工，都是没几天就不干了，因为他老在半夜摸人家屁股捏人家奶子。来香知道，父亲一辈子单身，来深圳后时不时会去逛逛发廓什么的，眼下身子动不了但心思还在，最后决定不再请女护工，让我去照顾一段时间。
医院当天晚上，杨江山把我叫到身边，问我还记得老家的事儿不？我说有些记得有些不记得了。他笑笑说，我是故意捏那些女人屁股的，我现在能吃不能动，拉屎拉尿靠人搬上搬下，成天让那些陌生女人掏屎掏尿的，很难受，这些天啊，我一直在想我们杨家的老东西，叫你爹赶紧帮我寄来，我从小就有一种古怪的想法，觉得迟早有一天会用上的那个夜壶，没想到真用上了。
第二天，我把这事儿跟来香说了。来香说父亲一直以为那夜壶是大官人用过的，小时候我还见他冬天偷偷捂在被窝里呢，这事儿得成全他，明天我就打电话回乡上，通知你爹寄过来。
直到第三天，父亲才从邮局打电话给来香，说夜壶从尿桶下挖出来了，马上就寄。他还让我去听了电话。父亲在电话里说，他找老学究看过了，那夜壶真不是一般的老，宝贝得很，要我亲自去邮局取，亲自把它放在杨江山胯下，尽量不让他和来香碰它，还要一直守着它，直到杨江山落气，最重要的是，杨江山死后要藏好，哪天不在深圳了得背回去……
来香实在太忙了，有时医院，哪有时间管夜壶？我按父亲的意思亲自去邮局取回夜壶。医院时，杨江山似乎睡着了。我轻轻揭开他满是尿骚味的被子，却不知怎么安放夜壶。他的胯间缠着绷带，若搬开双腿，他肯定会醒来。他的裆部被医生剪了一道口子，小鸡鸡露在外面，但已经萎缩了，估计放进去稍稍一动就会滑出来。我试着轻轻一搬他的腿，他就醒了。他盯着我手上的夜壶说要摸摸。我记起父亲的话，不想给他摸。因为我见过那夜壶，根本不是我手上这个。
杨江山又伸了伸手，见我仍犹豫着，突然吼了起来，不停拍打胸口。我怕惊动太多人，只好给他摸了摸。摸完，他又用指头弹了弹，让我放他耳边听一下。听着听着，他一把夺过夜壶摔地上，然后指着我鼻子吼：“狗日的，这是我们杨家的吗？骗子，你们全家都是骗子！滚！给老子滚！”
我没滚。我得把破碎的夜壶收拾了。收拾完我坐回病床边，想好好跟他说几句，希望他能原谅父亲，只要那夜壶还在世上，我都会找回来交到来香上手。他却紧闭双眼，一言不发，眼角滚出两行浊泪。但我还是跟他说了一阵儿话。我说杨叔，为了来香我才来深圳的，小兰回娘家了，来香就要跟彼特结婚了，你也这个样子了，这夜壶的事是我爹做得不对，等他死了我一定还给来香。
杨江山躺在病床上，好几天都不吃不喝，见了我就骂，骂完不再说话。医生说病情突然恶化了，要我赶紧通知家属。我每天都去电话亭给来香打电话，她说正在美国忙呢，一是谈两个大业务，二是筹备婚礼，忙完立马回深圳。
来香回到深圳时，杨江山还能睁开眼睛。他盯着来香慢慢抬起手，指了指我，示意我出去。
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突然想抽烟。这时来香出来了。她说父亲断断续续说了夜壶的事，真没想到你爹这么过分，但我不怪你，不过你也应该明白，就算那夜壶是纯金的，对我来说也不算个事儿，金山银山我都不缺，我父亲的遗愿是要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看到你！
我不知道杨江山去世的具体时间，第二天我就离开深圳回老家了。我回原单位上了几个月班，一看到我爹就来气，有几次我们还干了起来。我天天喝酒，不务正业，他们就说我在深圳打工把脑子打坏了，让我去粮库看门。
粮库不大，就一个门，我白天晚上都守在那里。偶尔，我会去市场买点猪肺猪大肠什么的，白水滚一下，什么都不放，也不切细，半生不熟就撕咬着往肚子里吞。偶尔，我还会去附近农家地里偷两颗白菜或者萝卜，连根泥带随随便便就是一天。
我在粮站看了三年门，李小兰来过两次，都是晚上来的，趴我身上呜呜地哭，说我去一趟深圳怎么变成这样了啥都不中用了？我母亲也来过两次，白天来的，来了就在门口坐着说些旧事，说从前怎么怎么了，说还会经常梦到一路一路的人往我们家提鸡蛋。有一天我父亲突然中风了，我母亲就没来过粮站了，她说早中晚得替父亲倒三次夜壶，又说那夜壶是皇上用过的，得天天守着，将来要传给孙子。
看来，我母亲的脑子也坏了。
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粮站早没了，我爹也没了，后来我娘也走了。下岗之后，我整天在凤凰场上东游西荡，一到冬天就特别难受，就特别想去深圳看看。有那么一年冬天，我买了一身新衣服，又买了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提着夜壶想亲自把它交到来香手上。火车比人聪明多了，自己会找路，会转弯，我坐上去睡个一天一夜深圳就到了。
从车站出来，深圳的阳光暖暖的，我站在罗湖桥上，想长长地伸几个懒腰。我就伸开双臂，伸啊伸啊，伸着伸着就扭起了屁股，扭着扭着眼前一黑就啥都不知道了……
我已不记得是医院，在深圳的病床上躺了多久，但我记得他们把我送到家时，田里的稻禾开始抽穗了，榆钱树绿油油的，桂花河的水在雨后变得格外混浊。他们知道我再也不能在凤凰街上游荡了，跟刘江山一样，下半身不中用了。他们把我送进了敬老院，享受着五保户的待遇。那院子里的人大部分我好像见过，却记不起姓名了。但他们都认得我，说我曾经是个老师，端过铁饭碗。他们的脾气比以前好多了，轮流着帮我端茶递水倒夜壶。
我在床上一躺就是七八年，关于夜壶的事，我能记起的也越来越多了。我慢慢相信了父亲的话，这胯下的夜壶一定是大人物用过的，它蕴藏着某种灵气，让我的脑子越来越清晰，以至于到了今天，我都会上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