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父生母
杨鹏程
（一）我的生父
我的外公叫陈金庸，与祖父是岳州中学堂的同学加挚友。外公住在华容县鲇鱼须的坛子口，省城中学毕业后执教于乡，与行医的祖父两人经常你来我往。有一次，俩人见面互报喜讯，祖母和外婆都身怀有孕，于是决定：“如果同生男孩就让他们结为兄弟，如果同生女孩就让她们结为姐妹，如果一男一女就结为夫妻。”这样我的父亲和母亲就订下了“指腹为婚”的娃娃亲。母亲年八月三十日生。父亲年二月十二日生，取名定乾。
父亲天资聪颖，杨氏族长认定他为可造之才，决定由本族出资供他上学。外祖父也曾把他接到身边亲自教育过两年。考虑到家中必须要有一个读书人衬门面，大伯就把父亲送到岳州联郡中学(今岳阳市一中)读书，编入第26班。
由于兵荒马乱，年祖父去世后家里早早地就让父母完婚，年生下长兄长林。父亲年从岳郡联中毕业后，以全省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考入长沙高中。但由于家中条件所限，无法继续深造。不久族伯杨岳彬（时任国民**队师长、河南桐柏县县长）回乡探亲，大伯和他谈起家中的情况，父辈兄弟四人，二伯父已然外出当兵，剩下三兄弟还要三丁抽一，要有一个去当壮丁。大伯是家里的顶梁柱，叔叔的年纪还小，正在跟大伯学药剂，父亲成家有了妻儿，谁去当兵都不合适。杨岳彬对大伯说：“定乾我带走，送他去*埔*校读书，还可顶得一个壮丁名额。”于是父亲抛妻别子投笔从戎了。
父亲年入*埔*校16期西安分校，年10月编入中央陆**官学校第十六期第15总队第二大队，别号"丽兮"，集体加入了国民*。年毕业分配到汤恩伯部任少尉排长，驻守河南。年在对日作战中，身中数弹负伤17处，其中一块弹片嵌入大腿胫骨，至死都未取出。为了遮掩这块伤疤，平时他从不穿短裤，一次偶尔換长裤时我才发现了这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秘密。尽管他是在抗日民族战争中英勇负伤，几乎命丧*泉，但因为他*埔生、国民*员和国*排长的三重身份，解放后的历次*治运动都难逃一劫，九死一生。
勤务兵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所在的部队都打散了，父亲把手中的几块银元送给勤务兵说：“我走不动了，这几块银元你拿着当路费，找队伍也好，回家也好。”他自己换了老百姓的衣服一步一拐翻越秦岭（当时只有这一条路可回家）。有一天，他吃力地爬到一个山头，看见一个山洞，有一股清泉流出，他爬进山洞，用手捧水喝。抬头一看，有一个白胡子长者，眯着双眼在一块大石上打坐。父亲不敢惊动他，自己就静静地坐在一块小石头上。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白胡子长者睁开双眼问：“施主，从何而来？到何方去？”父亲把受伤的经历一一道出，长者大发善心，留下父亲疗伤，还讲些小故事给他听：“山坡下有两丘田，一丘田里长着石头叫石田，一丘田里长的是玉石叫玉田。”所以后来他给姐姐取名玉田。
父亲伤势稍愈后，又艰难跋涉，一路要饭，花了四个多月才走回家。
年玉田姐出生后，为了减轻一大家的负担，父亲就在老家三封的马涧村教私塾。
年日本战败投降，举国欢庆。那时报纸上刊登过一幅著名对联：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上联用了三个国名，下联用了三个城市名，意义非常契合。参加过抗战负伤归家的父亲受此影响，春节时为合住一屋的同窗好友罗万象与张汉帜拟了副春联：春风包罗万象，国土重张汉帜，巧妙地嵌入两人姓名而又切合时宜。当年大哥出世，父亲给他取名“倭平”，取倭寇平复之意。用“倭”字意本贬义，几乎从未见用作人名，但加一“平”字就体现了宣扬国威的正义。
我出生后过嗣给大伯为子，从一岁起就开始跟伯父母一起生活。以下我称呼他们为父母，而称生身父母为生父生母，平时我称他们为三爷、三妈。
建国后废私塾办公学，生父回到三封镇教书，年任三封小学的第一任校长。因工作出色，被授予特等教师的称号。学校设在三封寺的三圣庙里。年由生父设计新修了三封完小（现在的三封中学）。他在校内种下几棵樟树，其中一棵存活至今。“肃反”运动开始后，生父的校长职务被撤销（继任校长为我的大姐夫），降为一般教师，派往墨山铺完小任教。他还是我妻子小学一年级的老师。
年暑假，全县教师集中在县城参加“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全县共有干部83人、教师人共计人划为右派分子。尽管生父没有任何“反革命”言行，但由于“历史问题”运动初期内定划为“中右”。夜间他偷偷跑到华容河边欲寻短见，终不忍抛下妻儿子女，含泪从死亡线上回头。后来不知何故成为“漏网之鱼”。11年后我又重复了他的故事。（参见本书第九篇《趟过沼泽》之《时隔十年的两个国庆》）
“反右”运动时我10岁，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有一位现役*人的妻子綦某是居民组长、街道积极分子，没什么文化，积极响应号召给*提意见，还挨家挨户动员。有一次她到大会上发言鸣放，说到激愤处扬手打翻了热水瓶，给我印象极深。运动后期她被划为“猖狂向*进攻的右派分子”，披头散发站在她“鸣放”过的台上挨批斗。她自己始终也没有闹明白：不是你们让我提意见吗？怎么现在……
年生父由于历史问题“精兵简*”下放回家，以拉板车和做零工为生，什么苦力苦工都做。家里五个孩子，读书吃饭都要钱，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头发也落得稀稀疏疏的，还要挨饿吃菜咽糠，因此经常发痔疮，便血不止。年重返教师岗位，先在离家较近的胜峰公社金窝大队小学任教。好景不长，年“社教”运动开始，金窝大队有不少人是他的学生，运动中受到他们的保护和关照。上面发现这个问题后将他调往离家三四十里的东山公社大旺厂小学。在那里生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白天批斗晚上写反省。
当时追究生父的“历史反革命”问题，除了*埔*校毕业后在国*中任过职外，一是因为县敌伪档案中记载他担任过国民*三封区分部执行委员。当时确实下了任命书，但由于生母坚决劝阻他没有上任，所以他誓死都不承认。二是他从*埔*校毕业时发过一把佩剑，上刻“不成功则成仁蒋中正”九个字，其实不过是一件纪念品而已。这是他负伤回乡时携带的唯一纪念品。建国后家里担心这是*治违禁品，遂用来和煤做煤球，被旁人看见过。生母害怕，夜间偷偷丢到屋后的水沟里。后来几次运动都追查这把佩剑的下落。
追究他的“现行反革命问题”，无非是平常和老师们一起闲谈时的玩笑话。有人说年过苦日子的时候，你们家是怎么过来的？生父本来说话就风趣，答称：“吃饱吃好围园摘。”这是当时一句流行*治口号“吃饱吃好为原则”的谐音。那人不懂其意，生父解释说：“要吃饱肚子，就要围着菜园去摘菜叶。”从前春节家家户户杀年猪，年春节家里好不容易买了只野兔，他说“我们家今年杀了年兔”。又说“我们家每餐六个菜、七个菜”，别人惊讶“何其奢也”，其实华容话“捞个菜、吃个菜”与六个菜、七个菜同音，意指到板桥湖去捞菱叶、菱茎当饭菜。毕业于南县师范的某积极分子“只红不专”不学无术，生父说他是“南斯拉夫”，意思是南县师范拉夫凑数来的；看见成天不务正业东游西逛的胖子王主任从外面回来，说“‘尾’大的‘玩’主任回来了”……诸如此类，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些被生父讥笑过的领导和积极分子，抓住这些玩笑话无限上纲上线，成为挨批斗的主要罪行，说是对*的粮食*策不满，诬蔑大好形势，攻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讽刺领导、打击积极分子就是反*反社会主义言论。
“社教运动”还未结束，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生父又被打成黑帮分子，戴高帽子批斗，大字报满天飞。端午节那天，姐姐玉田拿了一提粽子去看生父，到了他的房里，吓了一大跳，满屋子的大字报，脸盆上、凳子上、床上都贴满了。这些大字报是不准撕掉的，早晨怎么洗脸，晚上怎么睡觉呀？以后，生父被押往桃花山的分水岭和一批“牛*蛇神”关在一起当苦力挖山植树，生母去找也没有找到。生父经常被麻绳捆绑批斗，绳子捆断了再换新的，手捆紫了捆肿了，手腕上终身留下一条深深的印痕。他还经常被罚跪，跪在瓷碗碎片和沙石上，膝盖上满是鲜血，每天生活在恐怖之中。有几个“牛*蛇神”受不了酷刑自杀了，还要斗尸说是“自绝于人民”。闻讯后我赶至他关押的桃花山林场看望，恰好看守人员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特许我们单独见面。他把长裤卷起来让我看，膝盖红肿发紫，让人震惊、心疼。后来住在附近的姑母给他缝了一条特殊的长裤，在膝盖处垫了几层厚布这才有所缓解。我安慰了几句，递给他几元钱和几斤粮票，他不肯接受，说不准外出，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你还是拿回去给你三妈吧。
这些红卫兵和积极分子里面还有姐姐中学的同班同学，她带头到我家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找出了一本“亡人单”（这是每年七月十五给亡故亲人烧冥钱的名单），硬说是特务组织成员。还把哥哥倭平的几本中学日记也抄走了，说这是反革命言论的证据。另一个同班同学苦苦央求她说：“这是杨倭平的中学日记本，看在我们同学的份上，不要拿走好吗？”这个女同学不无得意地说：“哼，好不容易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我要拿回去研究研究。”
据《华容县志》载：“年7月15日，余名中小学教师和社教工作队员齐集县城举办训练班。发动‘向反*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横扫一切牛*蛇神’运动。历时34天。中小学教师89人受批斗，35人被戴上反*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县直机关部门也配合行动，大揪‘小邓拓’或‘黑帮分子’。并以最快速度办案，错为曾鲁迪、袁修广等上百名干部、职工戴上‘三反分子’帽子。”
生父也是受迫害者中的一员，被打成“三反分子”开除回家，由“无产阶级革命派”监督劳动。起初在群洲大队七队，后来我们父子二人都在砖厂当苦力。他胸前挂着一块木牌，上写“历史反革命三反分子”。劳动时不太方便请求临时取下未获批准，只好挪到背后。从洞庭湖运来的芦苇要转运到苇席厂，我们把芦苇搬上船，他在船上掌舵，我在前面当纤夫。“老爹爹坐船头，儿子在岸上走”。每当我听到尹相杰和于文华唱《纤夫的爱》，我就想起这段难忘的经历。
当年12月华容县执行中央*委《紧急指示信》精神，为“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小邓拓”、“反*分子”的人平反，并发还被整的“黑材料”。生父获平反重回学校，从他的黑材料中我才得知，他“反*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无非就是“吃饱吃好围园摘”、“杀年兔”、“六个菜、七个菜”、“南斯拉夫”、“‘尾’大的‘玩’主任”之类的玩笑话。黑材料中还赫然点了我的大名：“有其父必有其子，老子反动儿混蛋，教唆儿子侮辱伟大领袖。”犬子不才，辱及父辈，愧哉！（参见本书第九编《趟过沼泽》之《虎！虎！虎！》篇）
平反后生父到胜峰公社龙秀小学任教，补发了11个月工资（从年元月至11月），家里用这笔钱盖了三间土坯砖的茅草房。
然而好景不长，“年5月下旬，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一批前被平反的干部、职工重新受到审查，还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株连了大批家属子女”（据《华容县志》）。生父又被“清退”回家，12月随着知青下乡的激流，全家下放到马涧大队四队，生父在洞庭湖当了整整六年牛倌，直至年平反，这已经是三落三起了。当牛倌时来去十多里他都是牵着牛走，从不像别的牛倌那样骑在牛背上，手上的牛鞭只是虚晃挥动一下，从不落在牛身上。别人问其原因，他回答说：“都说当牛做马，已经够辛苦的了，我有两条腿可以自己走，让它休息休息。”“它起早带晚，耕田耙地，是人类的恩人，何罪之有？我感激它还来不及，哪里还忍心鞭抽棍打！”
平反后生父先后在潘家公社的民主小学、曙光小学、新民小学、潘家中学和三封公社的毛家小学任教。他当年的同事江良发先生回忆说：“我是年开始教书的，和令尊大人在潘家中学交往时，大概在-年这段时间。那时我在学惠小学当校长。令尊大人在平反后落实*策后在潘家中学教书，我曾亲聆教学中发生的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上课铃响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站到讲台上，杨老师走进教室后发现他正准备从讲台上跳下来，杨老师顺手抓住学生的双腿并举起，笑道：‘你会金鸡独立，我会覇王举鼎！’”全班哄堂大笑，那个学生以后再也不敢调皮了。
生父另一位曾经的同事刘必坤先生告诉我：“令尊杨定乾先生与我有不解之缘，他平反后落实*策的第一站就在潘家民主学校。民主学校当时办有初中班，鄙人时任校长。在潘家教育组开教师大会期间，晚上讨论在集体宿舍，入睡前躺在铺上聊天。记得我讲了一个《村妇巧捉窃贼》的真实故事，杨老先生非常欣赏，肯定我的表述精彩，就这样产生了共同语言。所以后来分配单位时，他老人家主动要求到我校任教。散会当天我接他到民主学校，安排教初二语文。他老人家虽然饱受苦难，但总是乐观向上，工作热情非常高，事业心极强。又和气待人，整天笑话不断，风趣幽默。算起来他老人家长我辈分，我俩志趣相近，他对我这个年轻校长每每摒弃世俗的‘刘校长’之称，而是直呼其名：必坤。因忘年之交，我敬佩他老人家，所以倍感亲切……”“杨老先生饱读诗书，学富五车，教学也别具一格。他上作文课总喜欢把学生带到野外，经他用心指点、有的放矢提示，然后回到课堂命题作笔。记得他指导一篇《沱水东流》作文时，把学生带到沱江下游南堤拐处，只见两岸弱柳扶风绿草如茵，田野里人们欢歌笑语，江面上机帆货船往来如梭……此情此景，活泼可爱的少年学生，无不心潮起伏，文思大进。再回到课堂上，岂不下笔有神？”“我记得他老人家烟瘾不小，他有一个直竿铜头铜嘴的小旱烟斗，抽的叶丝烟。为了节约火柴和方便，他每天燃个稻谷粗壳火钵，一下课就可随时点着。老人家常说句俗话：‘文章不用哼，只要烟子熏’”。
年我和小弟考取大学，生父拟了副喜联：两个小儿子，一双大学生。横批：还不算晚。激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年他还未到退休年龄，全家人都觉得辛苦了一辈子，世事难料，不如早点退休享几年清福。因此提前了几个月退休。他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给向阳小学当义务辅导员外，每日种花弄草，把屋后的一块空坪变成了小花园。他性格开朗，积极参加退休人员的活动，到桃花山宝慈观水库游玩，还到过葛洲坝参观，回来向家人介绍自己的见闻。
年学校给我分了两间房，两个儿子天天盼望爷爷奶奶来。不久我把他们接到湘潭小住，两个孩子缠着爷爷讲故事，这是他们最开心的一段日子。我们一家去南岳衡山参观，生母是虔诚的佛教徒，每日诵经念佛，衡山一游了结了她多年“南岳进香”的夙愿。
年生父查出患直肠癌，医院做手术，医院照顾。
年暑假病情复发，痛苦不堪。我们兄弟姐妹轮流照顾，有时打杜冷丁止痛效果都不佳。我陪在他身边，海阔天空古今中外给他讲故事分散他的注意力缓解痛苦。有一次半夜他突然痛得厉害，大叫“快拿止痛药来！”旁边的人问是打针还是吃药，他连连摆手，其实是要我去讲故事“话疗”，那次一直讲到凌晨他才慢慢入睡。
我也请他讲自己的经历，但他总是回避读*埔*校和在国*部队服役抗日的这一段，这是他历史上永远的痛，不愿触及这已经结痂的伤口。
只有一次他突然蹦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打过邓小平呢。”我闻言大惊，心想吹牛吧，你，打邓小平？后来查历史，年至年生父在汤恩伯部任少尉排长，驻扎河南。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师挺进大别山，建立晋冀豫根据地，年冬国共双方发生了第一次严重的摩擦冲突，兵戎相见。生父所在部队可能参与其事，因此他说“打过邓小平”确非逛语。不过要不是病危来日无多，这件事他是无论如何不敢对人讲的。
生父年9月27日逝世。他亲手种植的那棵樟树上挂满了白花，悼念这位学校的首任校长。
年编印《杨氏家志》，我为他撰写了传略：
先严定乾公传略
先严定乾公字开基，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农历己未二月十二日生。一九三六年毕业于岳郡联中，因家贫辍学，教书谋生。翌年抗战爆发，山河破碎，国难当头，遂投笔从戎，一九三八年考入*埔*校第十六期西安分校，一九四一年五月毕业，分配至汤恩伯部任少尉排长，冒枪林弹雨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一九四二年在激战中身负17处重伤，腿部所中弹头始终未能取出。伤愈后解甲归乡，适逢日寇入侵华容，历尽艰险。光复后重操旧业，继续从教。解放后在历次*治运动中倍受迫害，至文革浩劫期间更遭受无情打击，饱经磨难。一九六七年失去教师职业和人身自由，从事苦力劳动，一九六八年举家下放马涧村务农。一九七四年平反恢复工作，继续任教至一九七九年退休。教书生涯三十余载，辗转于三封、墨山、金窝、龙秀、潘家、民主、曙光等校，不问荣辱，不计得失，教书育人，爱生如子，治学严谨，教学有方，桃李遍布天下。退休后种花弄草，怡养天年，仍发挥余热，关心教育，任向阳学校校外辅导员。热心族务，一九八九年续修族谱时任顾问。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七日凌晨一时逝世，享年72岁。挽曰：
*埔三春，戎马三秋，粉笔生涯三十载，荣辱艰辛凭谁问？
清风两袖，陋室两间，玉石品格百世芳，忠诚仁义有天知！
父辈兄弟四人，二伯定国公牺牲于抗日前线，尸骨无存，光复后国民*府曾颁发烈士抚恤及证书。父辈有两人参加伟大的民族战争，一人为国捐躯，一人流血负伤，实为吾族吾家之荣光也！
男鹏程拜撰
（二）我的生母
生母出生于年八月三十日，因为是秋天生的，外祖父为她取名叫秋生。生母非常聪明，从小就跟随外公读私塾，幼时即能背诵唐诗、宋词和《三字经》、《女儿经》《幼学琼林》等启蒙读本，很受宠爱，家境也还富裕，从小就穿得体面，连袜子都不做底的（以前都是棉布做的袜子，交通基本靠步行，袜子底很容易磨损，因此，都要在袜子底部另加个底，袜子的使用期就长多了。有句俗话叫"袜子不做底，神仙穿不起"），是一打一打买回来的（一打12双）。我没有舅舅，姨妈出嫁早，所以外公把生母托付给生父，再三叮嘱一定要保护好她。生父也庄严承诺，相伴终身。生母年下半年出嫁到杨家。嫁衣和坐轿的衣裙都是外公亲自到苏州购买的，连小孩的红色绣花连衣裙也买来了。光是镜子都买了好多种，有梳妆用的，有摆在桌子上的花镜，有挂在墙上和门上的银色花边的挂镜，非常精美。这些都是外公专门从长沙买来的，新房里有一张西式床，书柜、书案等，在当时还是够气派够时髦的。新婚次日敬糖茶，客人一般往茶盘里放点喜钱，外祖父放了一个金戒子。讲到这些陈年旧事，生母往往容光焕发，颇感自豪。年我的哥哥长林出生了，一岁时就穿起了外公早早准备的红色苏绣连衣裙。
生母嫁到杨家时祖父、祖母都已去世，弟兄住在一起没有分家。伯父治家严谨，他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伯母去世得早，伯父续弦吴氏。这个伯母很能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伯父的儿子长权哥3岁时夭折了，之后我的哥哥长林就过继给伯父，生母知道只有这样才能给他一点安慰。伯父母对哥哥疼爱有加，姐姐见到过他的照片——清秀漂亮，头带礼帽，身穿绸缎长袍，脖子上挂一个银项圈，戴一副儿童眼镜，脚下穿着皮鞋，镇上的人都称他为“杨少爷”。读书也很聪明，只有8岁就由三姐陪读，到华容文庙读书。10岁时回家路上突然窜出一条黑狗狂吠乱咬受到惊吓，回家后就病倒了。虽然自己家开药铺又会治病，但始终没见好转。又请了许多郎中会诊，也没有留住哥哥。这件事有如天崩地塌，父母伤心欲绝哭得死去活来，母亲晕死好几回，伯父更是搬起木凳砸家神，埋怨列祖列宗没长眼，连自家的子孙都没有保佑好，他一下子病倒了好多天没有起床。直到倭平哥和我相继出世全家才走出阴影，我过嗣给伯父为子。
生母初通文墨，有一天生父到县城办事，他教的私塾就让生母代课。正好这天华容县的县长骑马路过三封寺，听说有一个女先生在上课，十分好奇，下马走进学堂。生母连忙打招呼说自己是临时代课。县长连连点头夸奖说：“不错！不错！”
华容沦陷时，我们一家从三封镇逃难到潘家渡，租了间草屋做个小生意度日。有一天日本兵的巡逻汽艇由华容河开到潘家渡，围剿这里的抗日游击队，双方对射，老百姓纷纷四散逃命。恰好这天生父到县城购盐去了，逃难的人不让生母跟着一起跑，因为她带着小孩，怕小孩啼哭暴露隐藏之处，有的还因此捂死了哭闹的孩子。生母一手抱着姐姐，一手牵着长林哥，躲进了棉花地里。那天姐姐很乖，没有哭闹，用一块布包着还笑眯眯地吮着小手。生母指着她说：“你还好笑，真是不知死活！”日*把岸上的房子点着后就开船走了。生父在回家的路上，老远就看见潘家渡这边火光冲天，拼命地往前跑。等他赶到时茅屋已经被烧光，他发疯似地四处呼叫哭喊，生母闻声才从棉花田里钻出来。一家人抱在一起，生父不知是哭还是笑，说：“我还以为你们三娘母烧死了！”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家里日子过得很艰难。年“三反五反”开始，由于历史问题生父由校长降为普通教师。生母安慰他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有口饭吃就可以了。她用外公留下的钱学着做一点生意，几个玻璃瓶装的是发饼、麻花，还有草鞋、钉子、犁头等五花八门的东西。开头一年还算凑合，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税收月月涨，天天催，硬是把一个小小的生意拖垮了。
生父的工资不高，开始是发米，后来改为每月18元。以后又有了妹妹月莲和两个弟弟南林、石山。生母一共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六男二女。夭折二子，剩下四男二女。南林是年正月初一出生的，小时老是长疱疡，身上头上都是的，睡不得觉，哭闹不停。白天生母亲用双手托着哄着，晚上怕影响邻居睡觉就抱到后院数星星，看月亮，哼儿歌。几乎整整一个月生母有没有上床睡觉，她老人家没有半句怨言，只是希望儿子早点好起来。子女多，生父工资低，姐姐和哥哥要上初中，弟妹还要读小学，生母亲只好帮别人洗衣服。报酬是每人一月一元钱，一块肥皂，一年后涨到每月二元，但不给肥皂了。一共包洗了15个人的衣服。生母是个非常纯朴善良、正直无私的人，有时别人衣服口袋里的钱物忘记拿出，生母都会记得清清楚楚，主人来取衣服时原物奉还，分文不差。扣子掉了，衣服破了，生母都会缝好补好。这些人都很信任生母，有时也会送点粮票之类的东西。那时没有洗衣机，15个人的衣服（加上自家7口人）全都得用手慢慢的搓洗，洗完还要拿到小河去漂清。生母的双手磨破了皮，冬天甚至还会裂口流血。每年六七月份菱角上市，生母就剁菱角卖钱，每天都是半夜起床，剁了一大盆菱角米天才亮，唯恐赶不上供应第二天从县城来收购的客商。
年开始大跃进，大炼钢铁，把家中的铁锅都收去炼钢去了，生母被安排到耐火砖厂做无偿的工人，大家都吃食堂，忍饥挨饿。年，三封镇的领导向上级打报告邀功，说是“国家遭灾”我们三封镇的居民开展节约运动，不需要那么多的粮食指标。居民本来每月供应24斤粮，小孩十多斤，结果削减为生母和妹妹、两个弟弟每人每月只有9斤半米，这个九斤半米一直刻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无法磨灭。有人饿死了，不让声张。也有人“胀”死了，饥不择食吃观音土、“野蒿苞”，吃进去拉不出来了。生母用外祖父留下的银元托二姑妈偷偷去乡下去买点米回来，记得是一个银圆換一斤米，还不能让别人知道，发现了是要挨批斗的，说是“违反了粮食*策”，“对现实不满”。少盐没油，更没有任何水果副食品，一月九斤半米怎么活命？生母只好拣回一些广东白菜的脚叶，加上可以数得清的几粒大米熬成粥，其实这哪是什么粥，完全是菜叶汤。生母生了小弟石山坐月子也只能吃这个，而且还要让孩子先喝干的，剩下的那点清水才留给自己。生母饿得面*饥瘦，走路都无力，还哪有什么奶！一家人活下来了，生母自己的身体却垮了，常常生病。
寒假回家，镇上杀了两口老母猪，每人有半斤指标。熟话说“抬头看人，低头砍肉”，生母拿着肉票去买肉，全是皮包骨，她抱怨了两句，那屠户把杀猪刀往案上重重一摔，大声喝斥说：“你对国家有什么贡献？还想吃肉，有骨头吃就不错了！”生母是家庭妇女，自然对国家毫无贡献，羞惭而归，流着泪再三叮咛我们兄弟说：“儿啊，你们要跟我争气,长大一定要对国家有贡献呀！”所以后来我发愤读书,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饿死也不退学,为的是将来对国家有贡献能吃上肉。
“四清”运动开始，复查我家的成份，为划成地主还是资本家争论了许久。生母每天都要参加学习，有人动员她和婶婶说：“你们要揭发检举你哥哥、嫂嫂，是他们当家，你们是受剥削压迫的。和他们划清界限，你们就可以划成贫民。”生母和婶婶坚决不同意，坚持说她们是一大家的成员，没有受到剥削压迫。生母心里很清楚，要把自己划贫民，我的父母一家就成了地主、资本家。由于她和婶婶的坚持，最后定案是三家全部维持土改时划的小量土地出租。
年全家下放农村，人口多劳力少，又不会农活，经历了长达11年的磨难。三个孙女的陆续出生为苦难中的一家多增添了些许快乐。
年5月，已是文革的尾声，一直在家务从未外出的弟弟南林突然失踪，多日音讯全无。家人惊惶不已，生母暗暗落泪，偷偷找算命瞎子问卜，说是“身不由己，想回不能回”。半个月后他突然回家，只是又瘦又黑。原来他20多岁了还从没有到过岳阳，向往外面的精彩世界，插完早稻后瞒着家里带了一衣兜米和几块钱，步行近百里去岳阳“看世界”。
晚上他看了一场电影，因没有身份证明也没有钱住旅馆，只好在大街上溜达消磨时光。正好次日某国元首到岳阳参观，全市加强警戒夜间巡逻，把他当“盲流”关进了收容所。白天搬砖挑泥当苦力，只管两顿饭，晚上车轮战提审，弟弟再三解释他们总是不信，其实打个电话就能问清，可就是没人打。十多天后把他转送华容县收容所，与大队联系后证实身份这才释放回家。
年他回城招工，后调到岳阳工作，大家取笑他：你不是想看岳阳吗，这下让你看一辈子，看个够！
年生母站在床铺上挂蚊帐时跌倒在地头部受伤，几天几晚不省人事，经医院抢救脱险，疗养了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所幸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倭平哥的不幸去世是对二老的沉重打击，仿佛一夜之间衰老了许多。
生父去世后生母到我们兄弟姐妹家轮流居住。从年开始我们家住房扩容为四室两厅，孩子大了不需她照看，没有什么家务事让她做。而且她和小云相处时间较长，有很多共同语言，关系非常融洽，每次都要住上几个月。每当我们快下班时她都站在窗前等待张望，我们刚走到门前她就开门了，一脸喜悦和盼望。她一个人在家太寂寞了，后来接来岳母和婶婶与她为伴，她非常高兴。
三个老太太一台戏，为此我写了篇小文章，《家有三位老妈妈》：
人们常说，世界已进入老龄社会。此话不假，我家就是一个典型的高龄家庭。我曾经有过六位老人：嗣父嗣母（伯父伯母）、生父生母和岳父岳母。去年送别年近九十高龄的嗣父后，如今还剩下生母和岳母同我们一起生活，我怕她们寂寞，今年又特地把婶婶接来。这样，我家中现在有了三位老妈妈。
生活上她们并不挑剔，粗茶淡饭足矣。只是牙口不好，只能吃些松软食物，饭要尽量煮得烂些，最好是面条稀饭。生母不吃辣，做菜时要先为她盛出一小份然后再加辣味调料。妻子为她们每人买了一双新皮鞋，钩了一双泡沫底毛线鞋，既轻便又暖和。老人的衣服难得买到，也是妻子自己给她们缝的。她们身体尚可，不过有时也闹些小毛病。生母体弱易感冒，低血糖偶尔晕倒。我们经常提醒她防止着凉，多吃点水果喝点糖水。婶婶最近病过两次，医院透视、照片做B超，治疗后很快就控制了病情。岳母长期哮喘咳嗽，这两年经过治疗也好多了。中秋节带她们观灯，国庆节带她们游园，上个月又择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带她们去韶山。出租车司机问她们多大年纪，生母风趣地说：“不大，三个加起来——二百五。”司机说：“先生的胆子真大，带着三位老妈妈跑这么远不怕出问题？”俗话说：家有老，千般好，我家有三老，自然是好上加好:下班回来，她们早已淘好米洗好菜只等下锅，晾晒的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吃完饭，她们争着扫地收碗洗锅，只好安排她们以年龄为序分别负责早、中、晚餐收拾残局，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家有三位老保安，盗贼望而生畏自然不敢登门造访。
当然也有烦恼：时间久了，闲聊的话题早已说完，电视节目她们仅对《动物世界》有些兴趣，闲坐着容易打瞌睡。闲得无聊自然要问我些事做，常常“无事生非”帮倒忙：看见家里有两个半袋米，认为可以合而为一节省空间，却不知一袋是糯米一袋是粳米；有一次见我们下班晩了主动开火作饭，却忘记放水蒸成了一锅糊米；为方便她们用开水、热水特地生了个煤火，你过来看看认为风门大了给关上，待会儿她来一看认为风门小了又给全部拉开，这样几开几关，火给全部折腾灭了。
为给她们解闷买来两只鸡，她们高兴得好象小孩子见了玩具，表现出过份的热情，一天到晚去伺候。有一次婶婶抱着鸡，生母把米硬塞进鸡嘴里，岳母则捧着杯子准备灌水。灌得两只鸡大腹便便，满院子拉稀，活象用公款吃喝惯了的小贪官。
三个老妈妈中只有生母识字，闲暇无事，她教会了婶婶和岳母打一种叫“跑胡子”的纸牌。婶婶把字划多的“肆”字叫“黑毛罐”，“八”字叫“胯巴”，“六”字叫“丫巴儿”。每人发一把一角的硬币，玩一盘出资一枚。赢家留着零花，输家再到我这里领取。赢家固然“有利可图”，输家不必自己掏腰包并无破产风险，可谓皆大欢喜。她们的“敬业精神”极强，每天按时上下班，有时晚上还兴致勃勃地加班到十点钟。这一招真灵，她们全神贯注于玩牌，煤火不再熄灭，两只可怜的鸡也不再暴饮暴食，恢复了正常生活。在一旁看她们玩牌真是一桩乐事，她们常为一张牌较劲拌嘴，有时又互相嘲弄调侃。一会儿谁多了牌少了牌，一会儿忘记了该谁做庄。日子久了还真上瘾，刚吃完饭就有人发托（提议）：“架势（开始）吧？”要睡了还说：“还抹两牌吧？”难怪有人*性难改，连一盘输赢一毛钱也这么有魔力。看老妈妈打牌也是一件乐事。有一次发现三妈偷换了一张牌，婶婶脸都急红了，一板正经地说：“哪个赖骗哪个做狗子！”我们听了捂着肚子格格笑。
有时她们还闹点笑话，三个人居然也分派性：生母和婶婶一伙是“婆家派”，岳母是“娘家派”，有次打牌发生点小口角，睡下后听见生母对婶婶说：“我们搞她不嬴的，这是在她女儿屋里，得罪她了饭都会冒得吃的。”听了叫人哭笑不得，也不想想这是在谁的儿子家里。不过第二天牌瘾上来又把昨天的事忘了，吃完饭马上“架势”（开始），也顾不得什么婆家人娘家人，上了牌桌都是各人顾各人。
孟夫子教导我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然而，这是圣人的标准，我等凡人只能做到一小半。在养老保险和托老所还未形成气候的当今社会，中国人仍然崇尚养儿防老这条准则。去年我的嗣父病重，大小便失禁，我替他擦身换衣被，最多时一天连换了四次床单、被单和衣裤，院子里都晾得满满的，邻居们还以为我家特别讲究卫生天天换洗床上用品。有一次父亲大便后我为他擦屁股，他高低不肯。我告诉他：“我小时候是你给我擦，所以现在我要为您擦。将来我老了，我的儿子也会替我擦。”老父43岁左腿高位截肢，靠着家庭的亲情坐在围椅上居然又生活了46年，去年含笑离开人世。我常常想，人类讲究尊老爱幼，而动物只具有先天性本能的母爱，幼子长大后则会弃父母而去。有的人万般疼爱自己的子女而对自己的父母（或爱人的父母）无情无义视若路人甚至虐待凌辱，岂不把自己降到了动物的水平？
我始终相信儿时听过的一句古谚：屋檐水，点点滴，点点滴在旧窝里！
（写于年1月15日，载《湘潭师院报》年月日第期，发表于《老年人》年第11期）
年5月5日姐夫荣华哥和玉田姐送生母来湘潭，这一次住了三个月。她体质素弱，7月底两次起夜时误将电扇开关当成灯管开关打开着凉感冒导致肺部感染，经医治无效，8月5日送回老家。8月24日逝世，28日安葬。终年84岁。
挽曰：“玉润柏青座莲驾鹤华云千叠悠悠西天路；子孝孙贤建功立业鹏程万里巍巍南山石。”
其中包含我和小云、弟弟南林和弟媳润平、弟弟石山和弟媳柏林、姐夫荣华哥和玉田姐、妹夫贤逵和妹妹月莲十人的名字。
(注:此篇引用玉田姐回忆录《苦乐年华》内容甚多，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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