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呵护孩子的两位好老师
作者：徐小棣
不久前，一位朋友约我会面，她是我早年的同事，后来做珠宝生意，常在港深。她主要叙述与我分别后的生活情况，但谈话中提及了一段引起我注意的文革往事。
一九六六年她十一岁，住北京宣武门椿树街道一带。“红八月”时，那一带有点资产的居民受冲击，被斗被打，场面异常惨烈。她目睹了奶奶和母亲被红卫兵暴打鲜血淋漓的场景。她说，当时她被吓坏了，跑出去到宣武门教堂附近躲了一夜。她妈妈在如此深重的迫害之后患了精神病，终身未能治愈。她自己当年也落下了一种毛病：一听到有车声、人声的嘈杂，就会不由得大便失禁，把裤子弄脏。
就带着这种不为人知难以启齿的病痛，她在学校复课中学招生后就近入学，进入了北京师大一附中。一位名叫李长祚的体育老师救助了她，想办法治愈了她的病。
她入学以后，李老师发现她极度瘦弱，做事极度胆怯，明显不够正常。通过反复耐心询问原因，终于启发她把遭受的伤害和隐秘的病痛说了出来。李老师安慰她，说：你的病会好。你要先从强健身体做起，只有当身体壮实起来，你才不会那么害怕，心理得到改善，病就会好。于是，李老师安排她加入了师大一附中的篮球队。在年到年师大一附中的篮球队里，在一群身材高大健壮的女孩子中间，有一个身高只有1.55米的弱小队员，那就是她。
在李老师的帮助和爱护之下，我的这位朋友醉心于篮球，坚持参加训练，身体渐渐地强壮，大便失禁的毛病真的好了。只是李老师保护她的能力毕竟有限，年她在师大一附中面临初中毕业的时候，全班同学都能升入高中，只有她和另外一个女孩子因为“出身不好”不被准许升学，她们被分配到北京一商局当了售货员。
听她闪着泪光娓娓讲述，我的思绪被搅动。李长祚老师使我联想起另一位在文革中保护未成年学生的好老师。她是北京五十七中的杨秀媛老师。我在对英雄母亲王佩英文革案例的采访中知道了下面的事。
一九六九年文革祸乱到了第四个年头。那年年底，在北京第五十七中学的操场上开过一次震慑群众的“镇压反革命大会”，押送犯人的囚车驶进了五十七中的校园。那囚车是一辆人们俗称为“闷子车”的庞然大物，车身玄青，不带窗户，驶入后停在了校门的里侧。车里囚禁着六七个将要批斗示众的犯人，其中戴镣铐的重犯是王佩英。
那是个午后，日光毫无暖意，五十七中全校师生、附近的翠微路中学、玉渊潭中学、羊坊店中心小学、铁路七小、铁路五小等校数千名中、小学生列队进入会场后，在严寒中席地而坐。除了他们，现场观众还有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职工、北京铁路局职工以及羊坊店地区的街道居民，人数多达一万余。
杨秀媛老师那时二十八岁。上午她已得知班上学生张大圃的妈妈（王佩英）将在这次大会上被批斗。杨老师熟悉“镇压反革命大会”的恐怖阵势，所以有种痛苦袭上了她的心：张大圃聪明懂事，处处要强，他还不到十五岁，怎能目睹那种批判自己母亲的残酷场面？！杨老师做出自己的决定：让同班两个男孩子陪伴大圃下午留在家里“复习功课”。她就这样保护了大圃，使他躲避了观看血腥恐怖的批斗会场面，躲避了目睹母亲被斗的心灵伤害。
而大圃十二岁的妹妹张可心当时是铁路五小六年级的学生，却没有因遇到像杨秀媛这样勇敢善良的好老师而得到保护，她不幸目睹了批斗会杀气腾腾的场面。
王佩英被戴白手套的*警扭着、拖着，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血红叉子的大牌子，被强摁着头与其他犯人排成了一溜。宣布“罪状”喊到“王佩英”时，押她的两个人突然从身后凶狠地揪住她的头发，猛地将她的头扯起，向着观众扬了一下。她脸色惨白，下颌被一条肮脏的宽带子紧紧地勒住。她不肯低头挣扎着要说话，可是却发不出声音。她戴着镣铐，一只脚上没有鞋，冻得通红。
我复述受访的目击者对这个场景的描述，是想说明杨秀媛老师对大圃的保护是多么必要，是想说明在文革制造的恐怖中，她这样尽力保护未成年学生，做得是多么清醒、自觉，又是多么勇敢、非凡。
经历了“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教师们绝大多数饱受迫害，伤痕累累，惊*难定。但就是在那样是非颠倒阴霾密布的岁月里，也仍然有过像北京师大一附中的李长祚老师和北京第五十七中学的杨秀媛老师那样的普通老师，他们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抓住一点点可能，保护和救助在*治运动风暴中全然无辜也全然无助的未成年学生。他们的事迹并不惊天动地，却感人至深。我相信还会有许多类似的事迹散落于民间，未被充分注意和收集。
我希望通过这篇小文使读者看到黑暗中总有人性光芒的闪动，邪恶不可能将这光芒完全熄灭，总有人听凭良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自己曾经身为教师，当知道了李长祚老师和杨秀媛老师在文革中保护未成年学生的事迹时，受到了很大震动。
在教师节之际说说我所知道的好教师，此文是我采访的第一手材料，非虚构，是原创，首发在电子刊物《昨天》第期，原题《文革风暴中两位可敬的普通教师》。
,8,30
文字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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