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瑜在自述里讲道：在年元旦，她撞破扎西跟一个藏族女大学生开房偷情。那个大学生之前还在她的网店工作。
她问女孩，如果怀孕了打算怎么办。
她说，我生下来。
扎西在接受采访时，给了这件事一个解释：我想知道，这啤酒是什么牌子，能让一男一女对着喝到天亮，而且还什么都不发生。这哪是啤酒，这简直是神奇圣水啊。但是，受害者不等于没有过错。马金瑜必须反省。年3月，她还在一次演讲中鼓励大学生们要勇敢追爱。你们要相信爱情，不要怕冒险，哪怕下一秒是悬崖，不要怕，跳！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她那时候已经被打了几年了，打得大小便失禁了不说，扎西也早跟藏族女大学生喝了一夜啤酒喝到天亮了。她还在继续编织她的爱情童话。当个人生计跟这个童话故事合二为一的时候，就不得不用撒谎来圆梦，而且是一个谎接着一个。这样，错就变成了恶。02马金瑜义无反顾的放弃城市生活，以及为她带来无数荣誉的记者工作，嫁给扎西并安家在一个西北，显然无法摆脱一个文艺女青年对西部特殊的情结。年，马金瑜在接受《青海日报》采访时，讲过高原带给她震慑心灵的体验。当年玉树地震，她前去采访，随即被那里仍然留存的传统文化和古老习俗深深震撼。牧人们给要生产的母羊念经，在雪山下牵着得病的母羊祈福，藏族老阿妈因为送别一只羊而流下眼泪。还有人不断说着对不起蜜蜂的话，因为人抢了蜜蜂的口粮……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与虔诚，在马金瑜心里埋下了种。直到两年后她在青海遇到扎西生了根。不过，闭塞的藏区和现实的割裂感难以弥合。年，马金瑜任职《南方人物周刊》时的一位的编辑，在她离职后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马金瑜口述的，她刚结婚时的真实感受。刚嫁给扎西的时候，马金瑜就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全县城的人都知道她，说她是大城市来的“富婆”，说她疯了。那会马金瑜还没离职，有当地人羡慕的高薪。当地人种一年地也就两三千块钱，她一个月能挣七八千乃至上万。在她之前，很多嫁过来的姑娘都因为当地生活条件太差，跑了。她不知道，生活条件太差，也许只是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托词。离职后，马金瑜专心帮丈夫酿蜂蜜、收花椒、拉*菇。还在网上卖一些当地特产，让当地人也一起赚钱。但电商中最重要的物流环节，在闭塞的小城遇到了很大阻力。每当有人在网上下单，马金瑜急着打包发货，当地人都觉得很可笑：那么着急干嘛？他们没东西吃了吗？她在网上买了一条裤子，包裹邮到了，快递员迟迟不给她配送。她打电话过去，那人非常诧异地问她：你没裤子穿了吗？问得她哑口无言。第二次电话打过去，那人说：下午三点了，我要下班了。再一问，他住的地方，离她家还不到两百米。她在帮当地人卖农产品，也很少有人承她的意。别人家里一有事急用钱就来找她，反正觉得她是富婆，肯定能拿出钱先垫着。她解释说我的积蓄也见底了，人家根本不信。更要命的是，在一个男权鼎盛的社会，女性难逃厄运地成为附属品。做电商稍有起色后，一直有村民看不惯，跟扎西说：我们这里，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你媳妇把钱管着，你算啥男人？把一个女人家管不下，治不服？这个啥电商生意，你一个男人做不了吗？非让一个女人骑到头上？感觉被压了一头的扎西开始跟马金瑜频繁要网店密码，下手打得越来越狠。一切一切，都跟当初想象的纯洁、质朴、神圣不容侵犯相去甚远。马金瑜还记得初见扎西时的场景。采访过程中，有个蜂箱里的蜂王快死了，青海夜里特别冷，扎西把蜂王捧在手心里，一直给它哈气，虽然那只蜜蜂最后还是死了。他的心里特别干净，像山上的泉水一样。现在看来，这个感人至深的细节格外讽刺。连一只蜜蜂都这么疼惜的男人，把她打到大小便失禁。在他眼里，她的命连一只蜜蜂的价值都比不上。现在有些人说，马金瑜这样的女文青是中了三毛的*，可是三毛从来没有美化过那些贫瘠愚昧的地方，更没有说过他们有一颗泉水般干净的心。诚然，在三毛的笔下，她带着天真和好奇探索，一望无垠的撒哈拉充满生命力。但心灵的震撼随即被沙漠深处的残忍野蛮冲刷干净，她感到郁闷作呕，为落后愚昧心痛。在她年出版的《撒哈拉的故事》中就暴露出这样一幕。西撒哈拉沙漠上的小姑娘姑卡十岁就要被迫嫁人。按沙哈拉威（沙漠上的居民）风俗，聘礼是父母嫁女儿时很大的一笔收入。他们把小姑娘等价换算成羊群、骆驼、布匹、奴隶、面粉等物，而姑卡换来了20万西币（约合3万多人民币）。听说了这件事，三毛脱口而出：这简直就是贩卖人口嘛！更冲击的部分是沙漠里古老又原始的婚礼风俗。宴请的全体男人在室内吸烟，乌烟瘴气。一个当地老妇像原始人一样，摇晃着身体，口中尖声呼啸，打鼓助兴。十岁的姑卡被迎亲队拽着手臂大力地拖上吉普车，在拼命挣扎哭喊间把丈夫的脸抓出了血印，随即被反手扭住了手指。直到进了洞房，屋里还不断传出凄厉的惨叫。在暴力地夺取了小姑娘的初夜后，新郎一脸得意地拎着染血的白布出屋，跟亲朋暧昧地调笑炫耀。三毛在一旁看得愤怒揪心，甚至要落泪。她写道：洞房外的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混账得可以。03像三毛一样，未亲身经历过野蛮之前，很多知识分子、文青普遍对穷人存在一种道德亏欠，认为穷即是淳朴善良，道德高尚。典型代表是托尔斯泰。十九世纪的俄国大概用两个字概括足以：穷跟牛。穷到农民们吃不上饭，看不起病，穿树皮鞋。牛到这样的土地却滋养出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一批文坛巨匠。阶级地位天差地别的人群往往存在很多戏剧性的冲突，但像托尔斯泰这位文学巨匠，对于弱势群体的态度，则是：穷人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在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中，淳朴善良、勤劳能干、充满人性光辉的农民形象比比皆是。比如《乡村三日记》里的农民一家：妻子、儿媳妇、姑娘、大小孩子，全都挤在一个七八俄尺见方的房间里。但还接待饥寒交迫、衣衫褴褛、肮脏发臭的人，不仅让他过夜，还给他面包吃。比如《战争与和平》里的农民普拉东，被塑造成了博爱的圣父：对眼前所有的人，他都爱，都处得情投意合。他单方面宣布，穷困的农民朋友就是爱的化身，人性的光辉照耀大地。但事实是，托尔斯泰伯爵自小接受典型的贵族教育。他提倡平民主义，但跟农村根本没有更深层的交流，自己也永远不会变成田间地头真正的农民。他与土地最近距离的接触，是自家的田产管理，还不用亲自动手那种。并且，婚后他很快就不再痴迷什么田产，回他的书房继续搞文学创作了。那时，对穷人大唱赞歌甚至形成了一股文学思潮。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农民才是黑暗社会的引路者：根本不是我们去教育他们，而是我们要向他们鞠躬请教。契诃夫一开始也是这套理论的拥簇者，后来经过社会的*打幡然醒悟。19世纪末，俄国大霍乱爆发。契诃夫暂停了写作，在农村置了地，做起医生老本行，天天跟底层人民打交道。这才发现满嘴大爱无疆、淳朴良善能救人吗？还不是得靠医学靠科技救人命。最重要是，他算是看透了，有的穷人是真不像样。他之后的作品就变了味儿。在年的《农民》里，人们找不见普拉东、塔拉斯的影子，取而待之是的是野蛮粗暴的底层形象。农村老太太咒骂孙女萨莎是该死的祸根，拾起一根枯树枝，伸出干瘦、粗硬、像弯钩似的手指抓住萨莎的脖子，开始抽打她。这可把托尔斯泰气得够呛，大骂他：这样写是对人民的犯罪！被托尔斯泰骂过的还有高尔基。因为他在小说《游街》里也大肆谴责底层人民的暴力行径。故事情节其实是他亲眼所见，发生在年，乌克兰的一个乡村里。一个瘦小的女人因为出轨，被套在马车前，和马并排拉车。男人坐在车后恶狠狠用鞭子抽打女人和马，女人惨叫哀嚎，全身青肿。围观的人都在助威喝彩。高尔基在多年后写下过一段话：那些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里描述的美好形象，那些善良的、谨慎的、对于真理和正义孜孜以求的农民都哪里去了？我年轻的时候，曾在俄国农村苦苦寻找这样的农民，但从来没有遇见过。高尔基跟契诃夫是真正的底层出身，他们见识过在教育缺失下，底层人民的蒙昧。那绝不是一些知识分子脑海里至善至纯的模样。我曾经还听说过一些传闻。在文青们背包朝圣的大热地之一尼泊尔，一些当地男人看似无所事事地聚在广场上，但会专瞄着一些单身女游客，以地陪的名义跟着她们，有时候还请她们吃吃饭。而后，凭借自己的异域面孔、淳朴人设跟撩妹技能，对女文青们展开恋爱攻势。最终目的则是想通过婚姻绑定她们，借此摆脱贫困的尼泊尔，或者像招商引资一样，把她们哄骗到当地资助自己开店。所以，不要以为穷人天然都是百分百高尚的。你不顾一切奔向的圣地，也许就是万丈深渊。之前，西部一个少年爆红，不少女网友哭着喊着说：这眼睛一看就是没有被真题污染过的。现在我们知道了，那并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有些地方，需要国家长年累月地扶贫，才能有那么一点缓慢的进步。看看得了，真要义无反顾地追过去，嫁过去，那你就等着一个没被抽水马桶污染过的屁股吧。商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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