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就要过年了，想给家里的长辈们买一些新年礼物。正在京东上挑选的时候，妻子说起最近武汉肺炎的疫情，提议顺便买一些口罩吧。于是用“口罩”搜出大约70多万件商品，但一个个点开后却发现很多都是无货，几乎没有可以第二天送达的现货——这一刻我意识到危机和与之相伴的恐慌又一次来临了。
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和医生，我经历了十七年前的非典，十二年前的地震，十一年前的七五事件，十年前富士康的自杀传染。年，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应对灾难，我在北大开设了灾难心理学的课程。作为一个危机干预工作者，我知道当危机来临时，我们通常都会感到恐慌——恐惧和焦虑，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造成抑郁、愤怒，导致我们应对失当甚至造成传染等次生灾害——是的，负面的情绪也会传染，恶性的行为也会传染。
图转自腾讯新闻
图注：前几日在朋友圈上广为流行的“患者隔离”谣言，后经多方辟谣，此图为转移肺结核病人的隔离担架，医院的隔离。正是这样的谣言加剧了人们的恐慌。
恐慌不一定是坏事
——人类如何用恐慌来应对灾难
当人们意识到灾难和危险来临的时候，通常都会出现恐慌等负性情绪。恐慌的情绪一般主要包括恐惧和焦虑。我们害怕危险来临危及自己或亲人的安全乃至生命的后果。恐惧和焦虑会使得人心跳加速，害怕，提心吊胆，而且常常出现心悸、气急、出汗、四肢发抖、甚至大小便失禁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恐惧和焦虑也常常使人情绪失控，行为失当。
这些强烈的恐惧和焦虑会导致一系列的行为，推动我们采取行动去处理这些引发人强烈不舒服和痛苦的体验。这些行动包括：
（1）面对和战斗，去解决问题；
（2）回避和逃离，忽视或者逃离危险。
虽然听起来“面对和战斗”是积极的行为，但如果行为不当反而会引发次生灾害，例如恐慌情绪的蔓延，过度应对，行为传染。而“回避和逃离”虽然听起来比较消极，但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人类获得更多生存机会的有效措施。
在恐慌情绪的直接作用下，口罩变得奇货可居
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5月17日我和一些媒体记者、明星和全国妇联的干部一行20多人从北京出发前往灾区。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成都的一个酒店里，第二天就要出发前往重灾区。当时灾情非常严重，一方面是余震不断，另一方面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灾区传来消息说正在防控霍乱等疫情，而我们这些人是写了生死文书，本着牺牲的精神前往灾区的。
我们一行人在白天为救灾*队做了一整天的团体心理辅导，晚上开会计划第二天的行程和工作计划，直到凌晨一点大家才睡下。很疲倦，我很快就睡着了。睡梦中，我梦到地震又发生了，房间剧烈摇晃，墙上开关都扭曲变形了。我在睡梦中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这是梦境，是我自己心存恐慌所致。直到第二天早起，才听宾馆服务生说，5月18日凌晨1点多发生了6.0级余震。当时宾馆里的四川人都惊醒并迅速离开了大楼逃往安全场所，而我们北京来的20多人都在熟睡中，没有一个人惊醒离开的。想想都后怕，如果这又是一次8级大地震，我们这些北京来客生存的机会显然要比四川当地人低得多。
为何同样经历地震，四川人和北京来客反应程度差别如此之大呢？这是因为刚刚经历了大地震的当地人，还处在创伤后的恐慌情绪中，处在对危险的高度警觉下，因此对地震的危险信息尤为敏感。而我们这些外地来客没有亲身经历地震，而通过间接方式体验到的危险所引发的恐慌情绪，不够强烈到对危险信号高度敏感的程度。
所以说，面对灾难和危险，人们出现恐慌是一种必然，是正常人类应对不正常情况的正常反应。这些反应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不仅是正常的，甚至还有增加生存机会的作用。例如这次疫情中购买和使用口罩，避免不必要的外出，不去高危的场所，积极获取相关医疗信息等。
既然，出现恐慌是合理的现象，甚至还有适应性的意义，那我们为何还要应对和处理恐慌情绪呢？
这是因为过度的恐慌会导致一系列身心乃至社会后果，造成次生灾害，这种社会层面的心理次生灾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比灾害本身更严重。
恐慌为何是更严重的次生灾害？
人类在面对灾难和危险时出现的恐慌情绪，会推动人去采取行动解除这些危险和痛苦，而不适当的行为可能造成损害，即次生灾害。次生灾害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
1.生理损害——易患疾病
短期内的焦虑和恐惧，会使人处在“应激”状态中，人的内在生理机能被激发，如分泌“肾上腺素”来积极应对危机。但如果这种状态持续的话，长期的恐惧和焦虑会造成免疫和内分泌功能的损害，直接导致免疫力下降，引发疾病。而抗击新型病*感染，人的自身免疫能力是最重要的。抗击肺炎，我们要乐观，保持心情愉快。
2.心理损害——压力传递
恐惧和焦虑，会使人急于摆脱困境和痛苦体验；而恐惧和焦虑的核心体验是危险和失控，人们也急于重新获得可控感，因此做出不理性的应对行为。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将这些恐慌、焦虑和压力传递出去，造成过度的扩散和蔓延，从而造成放大效应。
年，我在深圳参加对“富士康自杀传染事件”调研中，发现由于当时富士康管理层处在巨大压力之下，传播到全世界的舆论压力也使得他们经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体验。因此富士康管理层一方面试图通过“做法事”，“求神拜佛”等不科学的方式去应对，另一方面也曾做出要求员工签署“不自杀保证书”等既不科学，同时会进一步造成负面心理暗示的举措。而他们之所以会应对行为失当，也是与决策者承受巨大压力，便将自己的压力简单粗暴地传递给管理层乃至层层传递到每一个普通员工有关。
因此，抗击病*感染，领导者和管理者要首先管理好自己的压力和情绪，同时也起到稳定*心的作用。
需要防控的不仅是病*，还有压力
3.社会损害——谣言四起
当灾难和危险发生，情况尚不明了，危险尚未解除时，因为人们希望获得可控感，对危险信息更加敏感，因此对信息需求变大，也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战期间，美国缅因州曾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流传开一个谣言，说是有日本间谍来了，而真相是一名普通旅游者来此休假，拍了当地的照片而已。这只是当时无数谣言中的一个小例子。汶川地震之后我去到灾区绵竹的一个灾民安置点，听到个别灾民传言说，“有藏区的坏人趁地震拿刀来灾区杀汉人。”而真相是发生了及个别的偷盗和抢劫事件。而此次武汉肺炎危机发生在自媒体时代，一些无中生有的谣言已经发生，例如谣言称武汉卫健委的领导带病*逃到上海，家中有四套房之类。
这些谣言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发生在危险和动荡时期，传播迅速、传递恐慌、有一定真实背景。
谣言总是盛行于群体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中。当人们处在紧张、焦虑、失控和恐惧中时，总是期望尽快控制局面，解除焦虑，因此会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