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十岁开始，心脏的泵血峰值逐年下降，人们跑步的长度和速度都赶不上过去；
四十岁左右，肌肉的质量和力量开始走下坡路；
五十岁开始，骨头以每年1%的速度丢失骨密度；
七十岁的时候，大脑灰质丢失使头颅空出差不多2.5厘米空间，所以老年人在头部受到撞击之后，会很容易发生颅内出血；
八十岁时，我们会丢失25%-50%的肌肉；
皮肤细胞内部清洁废物的机制会随着年纪增长而慢慢失效，残渣聚集，成为*棕色的老年斑，眼睛的晶状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弹性会逐渐降低。
一个六十岁的健康人视网膜接收到的光线仅为一个二十岁年轻人的三分之一
人之衰老如同入冬，漫长持久，徐缓渐近，每日变化细微，疏难觉察，日日累叠，终成严冬。
《最好的告别》1、回避死亡，以牺牲临终者为代价
回避死亡，是人之常情。
从医生到家属，对于患者都对死亡闭口不谈。然而，这种回避却让面临死亡的人，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托尔斯泰在《伊万-伊里奇之死》中所写道的：
（病人）最痛苦的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家属）都接受了这样的欺骗和谎言，即，他（病人）不是快要死了，而只是病了，他只需要保持平静的心情，接受治疗，然后就会出现非常好的结果。
这种回避，甚至也会让病人偶尔产生希望的火花。但是，随着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人变得越来越憔悴，病人自己终于明白了正在发生什么，他的苦闷，他对死亡的恐惧，都只会与日俱增，而无人安抚。
作者工作后的经历，让他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
当时，他只是一个实习生。一个60多岁的叫拉扎罗夫的患者，患上了转移性前列腺癌，消瘦了50斤，双腿积满液体，右腿无法动弹，大便失禁，医院。癌症已经扩散到了胸椎，对脊柱构成了压迫。很显然，癌症已无法彻底治愈。医生给了他两个选项：安宁缓和医疗，或者实施手术切除脊椎处生长的肿瘤包块。
他回忆到：我履行着我的任务，和他签署知情同意书，取得他的签字，确认他理解手术风险并希望履行手术。我们很清楚无论我们做什么手术，都治不好他的病，也不能纠正瘫痪，更谈不上恢复过去的生活，他最多只能有几个月的存活机会。而且手术本身也有危险，要进入脊椎，要打开胸腔切除一根肋骨，拿掉一片肺叶，手术中失血量会很大，以他的虚弱状态恢复起来很困难。而且，术后发生各种并发症、导致重要器官衰竭的风险相当高。
拉扎罗夫当时脸色苍白，形容枯槁，但他听说可以尝试手术，还是一下坐了起来，当他同病房的儿子质疑选择手术是不是明智时，拉扎罗夫很不高兴。他说“别放弃我，只要我还有任何机会，你们一定要让我试试。”然而几年前，正是这个拉扎罗夫，在看到妻子死于监护室，全身插满了管子，戴着呼吸机的时候，他把儿子拉到一边对他说：“我绝不想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他的身上。”
最终，手术进行了，技术的角度很成功，解除了脊椎的压力，但拉扎罗夫一直没有从手术中恢复过来，并引发了并发症，术后第14天，“停止治疗”，他离开了。这件事对作者内心冲击很大，最大的冲击是：所有人都刻意回避诚实地讨论他的选择。
科学的进步已经把老化和垂死变成了医学干预的科目，融入医疗专业人士“永不言弃”的技术追求。这让人们觉得，面对每一个病例，死亡似乎都不该发生。新医生新护士都会面临濒死和临床死亡，第一次遇见的时候，有人会哭，有人会呆住，有人会常常梦见死亡。旁观死亡尚且如此，何况亲历死亡呢？而这让作者觉得，虽然新技术不断进步，虽然生活比19世纪的俄罗斯更加精细的多，然而面对死亡，却似乎并没有什么进步。
这正是作者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
2、医学发展刷新死亡曲线
纵观人类历史，大多数时期，能活到老年的人是极少数的。农耕时代，父母往往为奋斗中的年轻夫妻提供他们需要的家庭稳定及经济庇护，然后在并不长寿的年龄死去。人的健康发展过程如下图：
医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以前，有人患上重病的时候，医生往往是去病人床前诊病，医院的主要功能是看护病人。而二战以后情况大幅变化。随着磺胺、青霉素以及各种抗生素被用来对付感染，控制血压和治疗荷尔蒙失调的药物得以发现，心脏手术、人工呼吸机、肾移植等各种突破变得司空见惯，医学的进步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活到整个完整的生命周期，衰亡的过程变成了一条长长的缓缓的曲线，如下图：
与此同时发生变化变化的还有家庭关系。
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让老人不再独有对知识和智慧的掌握，他们的地位动摇了，崇老文化瓦解了。而父母的寿命一旦显著延长，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摩擦就会加剧。对年轻人而言，传统家庭制度不再是安全的来源，而是对控制权的争夺（包括财产、财务、甚至生活方式的最基本的决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多年轻人离开家庭外出工作。老年人似乎也并不特别为孩子的离开而难过。工业化时代以来，老年人大多没有经济上的困难，退休金制度和产权制度，让那些老人可以积攒存款和财富，不再依赖子女养老，父母和子女都把彼此的分离视为一种自由。一旦老年人在经济上有办法独立，他们就会选择社会学家所谓的“有距离的亲密”。现代化并没有降低老年人的地位，而只是降低了家庭的地位。它赋予了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人更多的自由、自主、自助的生活方式。
然而，终有一天，严重的老年疾病和衰老会像日落一般无可避免的袭来。当自主、自助的生活不能维系的时候，该怎么办？
健康专业人员有一个系统标准来评估人的身体功能：
八大日常生活活动：如厕、进食、穿衣、洗浴、整容、下床、离开座椅、行走
八大日常生活独立活动：购物、做饭、清理房间、洗衣服、服药、打电话、独自旅行、处理财务。
3、疗养院给予了什么，又满足了谁？
高龄老人告诉我，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那之前的丧失听力、记忆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定的生活方式。老年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丧失，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家是唯一让老人感觉有归属感、可以掌控自己生活的地方。然而因为老人终有一天需要被人看护，需要享有24小时的全天护理，于是有一天，老人来到了疗养院。也许你会觉得这对老人和家庭都是解脱，但并非如此。
妻子贝拉无法自理，住进疗养院。一方面，护理人员非常专业，接过了家人需要非常辛苦才能完成的护理工作——洗浴、如厕、穿衣等需要。但同时因为护理工作都是流水线的，没人关心老人的习惯，穿衣和分切食物的喜好。最后由于拉贝担心妻子对陌生环境更不知所措，干脆直接离开疗养院回到家里。这让他们夫妇都觉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掌控力。
妻子去世三个月后，作者见到拉贝，他依然是沮丧的状态。他告诉我：我觉得好像缺失了身体的一部分，自己好像被肢解了。但令他欣慰的是：贝拉没有受太多的苦，在生命最后几个星期，安宁的住在家里，享受着他们漫长的爱情的温暖，而不是作为一个心智迷失、思维混乱的病人住在疗养区。
在住进疗养院后描述自己的感觉：我丧失了所有的隐私和控制力。大多数时候我穿着病号服。他们叫我醒我就起床，安排我洗澡我就洗澡，让我穿衣服我就穿衣服，叫我吃饭我就吃饭，我和院方安排的人住在一起。我有过好几个同屋，但是她们入住的时候院方都没有征求过我的同意。这些人都有认知障碍，有的很安静，有的很闹腾，有一个人甚至吵的我整晚睡不着觉。我觉得像个犯人，仅仅因为老了就被投进了监狱。
某种意义上说，疗养院和*事训练营、孤儿院及精神病院一样，是“纯粹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跟社会隔绝的。现代生活的基本运转原则是：个人在不同的地方睡觉、玩乐、工作，有不同的同伴，接受不同的权威的领导，没有一个总体的理性的计划。而纯粹的机构则打破了这一点。这些机构满足了各种社会目标，医院的床位，解除家人的负担，应对老人的贫困等问题，然而这些却都不是居住其中的老人的目标。
4、久病床前孝女艰难
下面这个故事，或许会听起来更熟悉一些。
桑德斯76岁丧妻之后过着简单的生活：早晨起床吃早餐、看报纸，步行去超市买菜，然后回家做午饭；下午晚点的时候去镇上的图书馆带几个小时，看看他喜欢的杂志、小说。回家后阅读一本借阅的图书，看一部电影或者听听音乐。每周有几个晚上，和同楼里的邻居一起玩牌。
88岁的时候，他跌了第一跤。跌跤对于老人来说，往往是麻烦的前奏。女儿谢莉发现他的手开始颤抖，神经科医生诊断他患了帕金森综合征。后来他又跌了一跤，这让他自己也有些害怕了。他告诉谢莉，他担心自己有一天会摔倒，碰着头，然后就死了。他说：他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一个人死去的可能性。
谢莉问父亲要不要考虑看看老人院。桑德斯毫无兴趣，那不是他向往的生活，他要求女儿保证永远不送他去那种地方。但是，他已经没法一个人生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搬去她家，和她及她的家人同住。
然而很快，每个人都发现了几代人更喜欢分开居住的理由。桑德斯不乐意自己不再是家里的主人，而且他发现，自己比预想的更孤独。住在这里，他一天当中很长时间无人陪伴，附近又无处可去——没有他习惯的图书馆，音像店和超市。
对谢莉而言，则不只是孤独那么简单。她要上班、持家，担心她的正在上高中的孩子们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此同时，还得照顾她极其脆弱、依赖性极强的父亲。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例如，他总是会跌倒。他会在自己的房间，或者卫生间，或者从餐桌站起来时，突然像一棵树一样倒下。一年之内，他有4次由救护车送去急诊室。
桑德斯90岁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洗澡所需要的平衡和灵巧。谢莉听从一个老年服务项目的建议，在浴室安装了扶手杆、与坐高一致的坐便器以及浴椅。但是这些还是不够，于是，她请了一位家庭健康助手帮助他洗浴及处理其他事务。但是，助手白天上班，而桑德斯不喜欢在白天洗澡。他喜欢晚间洗澡，这就需要谢莉帮忙。
他不喜欢谢莉为其他家人做的饭菜，他从不抱怨，但他就是不吃，于是谢莉只能另外给他做饭吃。他耳朵不好，于是把房间的电视音量开到很大，影响到其他人，谢莉最后强迫桑德斯用无线耳塞，而桑德斯极其讨厌耳塞，却还是被迫使用了。有时，雇佣的健康助手临时通知来不了了，或者医疗预约临时发生了变化……这些都严重影响到了谢莉的工作和情绪。她觉得自己的神志在弱化。
她想当一个好女儿，她希望父亲安全，也希望他快乐。但，她也想要一份可控的生活。有一天晚上，她问丈夫是不是该给老人家找个地方。仅仅因为有这个想法她就觉得很羞愧，这违背了她对父亲的承诺。
她的表弟推荐了一个护士来到家里帮助桑德斯，顺便和他聊起了养老院的事情，护士告诉桑德斯，他需要的照顾超出了家人的能力。桑德斯用探寻的眼光看着谢莉。她明白他在想什么“她不能不工作，一直陪着他么？”这个问题像是一把匕首插在胸口。
谢莉泪眼婆娑的告诉桑德斯，她提供不了他需要的照顾——情感上和经济上她都提供不了。他犹犹豫豫地同意她带他去找个地方。一旦衰老导致衰弱，似乎就没人可以获得快乐了。
养老院的员工根本无意了解桑德斯在生活中所关心的事，和他被迫丧失了什么。以帮助穿衣为例，理想情况下，你会让老人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从而保持他们的生活能力和独立感。但是，给一个人穿衣服比让他自己穿要简单，花的时间更少，负担也更轻。所以，除非把保持人们生活能力作为优先考虑事项，否则员工会像对待布娃娃一样。这就是在养老院每件事进行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这些机构不是为老年人修建的，而是为他们的子女修建的。实际上，决定老年人住哪里的是儿女，这从养老院的销售方式就看得出来。然而，我们自己的人生想要的都是自主权，而对于我们爱的人，我们要的是安全。这一直是老弱者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悖论。我们希望给予我们关心的人的许多东西，是我们自己强烈拒绝的，因为这些东西影响我们的自我感受。很少有子女会想，这是妈妈想要、喜欢、需要的嘛？他们更多是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把妈妈放在这个地方，我心里舒服吗？
谢莉说：我不得不这么做，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他不安全，我难道真的让他过他喜欢的生活吗？事情就是这样演变的。我们的老年人过着一种受控制、受监督的机构化的生活——一种能保证安全，但是没有他们所关心的内容的生活。
5、这样活着，值得么？
当我们年老体弱，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是什么使得老人的生活值得过下去呢？
年哈佛大学哲学家罗伊斯写了一本《忠诚的哲学》。这本书想搞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仅仅存在、仅仅有住、有吃、安全的活着，对于我们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我们还需要什么才会觉得生命有价值？
他的答案是：我们都追求一个我们自身的理由。大可是国家、家庭、原则，小可是一项工程、一只宠物。重要的是，给这个理由赋予价值，将其视为值得为之牺牲之物的同时，我们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他把这种行为称为忠诚。
“忠诚不一定带来幸福，甚至可能是痛苦的，但是，为了使生活能够忍受，我们都需要献身于超越我们自身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只受欲望的引导，而欲望是转瞬即逝、变幻莫测、无法满足的。最终，他们带来的只是折磨。”
给予老年生活以意义，似乎是一种新的思路，这比仅仅使老人安全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和创见。
托马斯大胆的作了这项尝试。
31岁的他接任了一所疗养院的医疗主任一职。来到这里后，他逐渐发现，疗养院缺失的元素是生活本身，于是他试着注入一定的活力。他做了许多尝试，来抗击疗养院的三大瘟疫：厌倦感、孤独感和无助感。他引入了2条狗、4只猫、只小鹦鹉，然后让员工的孩子放学后都可以来疗养院玩，他换掉了所有人工植物换成新鲜的植物。两年的时间，这里的居民需要的处方数量下降了一半，你看到老人们重新和世界沟通，又开始去爱、去关心和欢笑。
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实验，让一所疗养院发给每个居民一株植物。一半居民的任务是给植物浇水，并参加一个关于在生活中承担责任的讲座；另一半居民的植物由他人浇水，听的讲座是员工如何为居民的幸福负责。一年半以后，被鼓励承担更多责任的那批人更活跃，思维更敏捷，也活得更长久。
托马斯最重要的发现，并不是有活下去的理由可以降低残障老人的死亡率，而是为他们提供活着的理由，这件事情是可能的。
医学的重心很狭窄。医学专业人士专注于修复健康，而不是心灵的滋养。然而，我们认定主要应该由他们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度过生命的衰退期，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悖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把生病、衰老和希望的考验作为医学问题对待，而不是交托给那些重视和理解人类需求的人。
当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他们就不再要求更多的财富或者权力，他们只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塑造自己生命故事的权利。让老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排列各项价值的优先级，而不是按我们的想法强加给他们，这正是老年人更为需要的东西，也是让生命更值得维系下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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