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桂花聊历史。由集中营囚犯组织成特种队伍干最脏最危险的活，这些人大都是外国强迫劳工，因为得罪了德国雇主而进了集中营。17岁的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帕夫连科（PavelVasilievichPavlenko）从附近的诺因加（Neuengamme）集中营被派到威廉斯港拆解未爆炸弹，他还曾被迫进入发生风暴性大火的地方，那是一块长4公里宽4公里的“死亡地带”，包含了罗腾堡索特、哈默布鲁克和哈姆-苏德等地区。
在那里，街道上都是死尸，经常出现25到30人因遇到火球而死在一起的情况。有些死者是被热死的，身上几乎没有一点伤痕；另一些死者则被烧得难以辨认。到9月10日，共清理出了具尸体，主要都是在街道和广场上发现的。
而最困难和危险的工作是打开曾经有人避难的地窖，由于空袭时氧气在大火中被耗尽，这些人大都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帕夫连科回忆他们如何“把骨头收集到桶里，然后带出去”。工人们到处都能找到长度只有正常尺寸的一半却清晰可辨的“玩偶般”的尸体，当地窖变成火炉，死者的所有内脏器官都按比例脱水，就造成了这种现象。
汉堡警察总监乔治·赫宁·格拉夫·冯·巴斯维茨-贝尔认为这就像现代版的庞培和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新教的汉堡主教弗朗茨·图格尔则用《圣经》中的景象来形容，他在牧函中写道，“有些情况让人想起《旧约》中提到的夏天的太阳完全被硫黄与火制造的黑云遮蔽”。牧师保罗·克利（PaulKreye）在哈姆向劳累不堪的教区信徒发表讲话时，想到了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我回想起罗得妻子的故事，你们有个人给我写信时提到过。
耶和华将硫黄与火从天上降与那两座城市，并且告诉罗得：逃命吧，不要回头看，免得你被剿灭”。他的妻子回头看了，于是变成了盐柱——不要向后看，只能向前看。
当局绕着“死亡地带”建起围墙，禁止所有未经授权者进入，不过部分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从单轨铁路线上还是能看得到，那条铁路线从8月15日开始恢复使用，沿途经过哈默布鲁克和罗腾堡索特的废墟，通到火车总站。传言说在汉堡空袭中丧生的有10万人到35万人，真实数字为3.4万人到3.8万人，他们的遗体还萎缩在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空袭制造出的废墟之中。
很多士兵获得恩恤假，回来寻找家人，汉堡警察总监报告说，他们“只找到几块骨头”。幸存者到摆满残缺不全遗体的临时停尸房寻找亲人，经常只能靠婚戒或怀表才有可能认出断臂或躯干的归属。克劳斯·塞德尔用了两个星期时间，才发现祖父母幸免于难。
当人们开始返回时，疏散工作还没结束。8月中旬，汉堡市人口从60万人增加到80万人，到11月底，已有万名居民回来了，致使出现住房危机。拥护的工人阶级社区已经被烧成平地，无法重建，当局9月承诺每年提供万套新住房，但就算上匆忙生产出的预制件两居室木屋，也远远实现不了这个诺言；到年6月，只完工了3.5万套住房，另有2.3万套正在建造。
人们只好把半毁坏的建筑草草整修一下临时居住，并给它们起了个“地窖住房”的绰号，还有人把汉堡的混凝土掩体或工作场所当场固定住处。汉堡一多半建筑并没有倒塌，其中包括城市中心外面的中产阶级别墅带，富人不愿放弃优越的条件接纳无家可归者，使工人们更为痛苦。国防军和党卫军军官们不得不劝告他们的家人站出来，收留家园被炸毁的战友的妻子们。由于大力强调重启生产，汉堡造船厂当年生产的潜艇数量创出纪录。
虽然大西洋上的战斗已经结束，潜艇都已被召回基地，却也无关紧要。地方长官考夫曼把工业重建任务交给了鲁道夫·布洛姆（RudolfBlohm）等汉堡经济精英中的领导人物，布洛姆的著名海军造船厂雇佣了数千诺因加默集中营里的囚犯。布洛姆征用学校用作住房，把汉堡历史博物馆改成百货公司，建起可以举行舞会、音乐会和放电影的社区会堂。
关键的是雇主们现在负责为员工分配住房、食物、急救服、日用品和家具，但劳动纪律依然很差，甚至新的经济管理人员也对“人们一无所有，想先买些东西”的态度表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