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白癜风哪家医院 http://www.t52mall.com/冯至在八十岁时曾著文自问自答：一生中，“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晚年冯至（彭年生摄）一一九三八年底，冯至“携妻抱女”（冯至语）随流亡的同济大学抵达昆明，翌年夏，受邀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八月，为躲避日本军机的轰炸，冯至接受了同济大学同学吴祥光的帮助，搬到了昆明郊外一个林场的两间茅屋中，“那林场周围二十里，已经营二十多年，种植着松树、枞树，还有巍然耸立的有加利树。”冯至一九四八年曾如此说：“一九四一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每星期要进城两次，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冯至《十四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年1月版）封面书影这首诗，就是《十四行集》中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写作的第一首（在集中序列第八）。这山，就是昆明郊区的杨家山。冯至曾经很细致地写过从昆明城到林场茅屋的行走路线：“走出大东门，沿着去金殿的公路，约七八里到了小坝，再往前走过路左边的凤梨村，向右拐不远是一个名叫云山村的小村落，此后便顺着倾斜的山坡上弯弯曲曲的小径，走入山谷，两旁是茂密的松林。林场所在的山叫作杨家山。”“林场茅屋”——先是作为冯至全家躲避日机轰炸的避难所，后来兼而成为周末的度假屋，再后渐渐“以茅屋为家”（冯至语）了。冯至：“我看中了这茅屋，安排下简单的床板桌凳，预备了一些米和木炭、一个红泥小火炉，靠墙摆了几只肥皂木箱……”姚可昆在《我和冯至》中回忆，冯曾对妻子说，我们和茅屋的关系，一九三九年是“初恋”，一九四零年是“结婚”。四十年代中，冯至最重要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山水》、小说《伍子胥》都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的与“林场茅屋”的生活与环境有关。冯至不只是自己接受大自然的馈赐，他还时常呼朋唤友一起来享受。卞之琳就曾接受过他的邀请，并独自在那生活了一段时间。卞之琳晚年曾写《忆“林场茅屋”答谢冯至》一文，提及：当自己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草稿将告完成之际，一九四三年“暑后承君培（冯至）邀住他已不常住的东山那两间‘林场茅屋’去享受清静，集中一段时间的精力，赶完小说最后若干章。我就独留在那里约半个月，每日至少一次把他家在那里的存米剔除穿心的蛀虫，三次用他们捡拾积贮的松球生火做饭，自得其乐……”冯至与友人（年6月，柏林。前左起：朱自清、朱偰；后左起：冯至、陈康、徐梵澄、滕固、蒋复璁。）冯至在西南联大，除了教德文外，还陆续开过“德国文学史”、“德国抒情诗”、“歌德”、“浮士德研究”、“浮士德与苏黎支”、“尼采”等课程。联大外文系除英语外，还负责为本系和全校各系开设法、德、俄、日语等第二、第三外语。在李赋宁的记忆中，当年的文科学生多选修法文，而选择德文的，则多为理科学生。同为联大外文系的杨苡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她在口述实录中曾说：“英语加法语，联大外文系的重头戏就在这儿了，德语也有，很边缘的，俄语、日语都是没有的，穆旦后来从俄语翻译俄国文学，那是他自学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载：联大课程中，选修俄语、日语虽很小众，但还是有的。俄语教师先后有噶邦福、刘泽荣、李宝堂、衣家骥、王恩治等人，日语教师为傅恩龄。穆旦的俄语，就是跟俄籍教授噶邦福开始学的（见赵瑞蕻《怀念穆旦》）。杨苡所说德语“很边缘的”，或特指在文科学生中。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哲学系的郑敏就选修了德文，并在冯至的直接影响下开始写诗。若干年后，当郑敏已成为当代诗歌的重要诗人之一，她还清晰地记得早年冯至先生的鼓励：“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某次在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诗作的纸本在教室外递上请冯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直到先生走远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郑敏一九三九年入校，她的大学三年级，是一九四二年夏至一九四三年夏。一九四二年五月，冯至《十四行集》由桂林明日社出版。冯至速写（高莽作）二姚可昆回忆：一九四二年，冯至“整理他在去年写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编成一部诗集,于四月十四日寄给桂林友人陈占元。陈占元在桂林创办明日社，已经出版了梁宗岱、卞之琳的诗文和他自己的译作”。如姚可昆记忆来自冯至的当年日记，则可证明明日社出版效率极高，即四月十四日从昆明寄往桂林，至五月即已出版。陈占元《生平小传》中写：“一九四零年，我在香港用明日社的名字出版了卞之琳的一部诗集《慰劳信集》和一部报告文学《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九四二年起，在桂林，继续用明日社的名字，出版了冯至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梁宗岱翻译罗曼·罗兰着（著）的《歌德与悲多汶》，以及我的几部译品。”关于这部诗集，冯至说：“我在一九四一年内写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我把我崇敬的古代和现代的人物与眼前的树木、花草、虫鸟并列，因为他们和它们同样给我以教育或启示。”《十四行集》一九四二年五月由明日社出版，桂林绍荣印刷厂承印，印数三千一百册，定价三元。作为一家规模极为袖珍的出版机构，明日社在抗战期间出版了多位作家的代表作。此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不能轻忘。明日社主持人陈占元，除了自己是有抱负的翻译家之外，他还是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也是爱书人。如，在《十四行集》的版权页上赫然印着：“本书初版用上等重纸印三十册，号码由一至三十，为非卖品；用浏阳纸印二百册，号码由一至二百。”显然，这是留给爱书老饕们的寻宝暗记。如今，不只那三十册的“上等重纸”本，抑或二百册的“浏阳纸”编号本皆已在时间的深渊中敛影逃行，就连数量三千的普通本也在历经战火、政权的革故鼎新和以文化为名的各种“运动”之后，成为可遇不可求的稀罕物什了。既然已知《十四行集》有三种印本，即“上等重纸”、“浏阳纸”和印数三千一百册的普通本，那普通本又是用什么纸张所印？诗集版权页上，印有卞之琳诗集《十年诗草》的广告，标明的书价是：浏阳纸本十元，邵阳纸本八元。后者，大概率就是普通本所用纸的答案了。还是这本书中，在最后的附页上，满页刊登了明日社已出和将出的书目，并预告由明日社主编的《明日文艺》将在本年的十月创刊。但该杂志并未如期创刊，直到次年的五月才出版了第一期。杂志主编兼发行人：陈占元。发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