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24日，虽然刚入夏季，但“火炉”重庆已相当闷热。伴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艘轮船缓缓驶离朝天门码头，向东顺江而去。一位教书先生模样的青年手抚船舷，神情忧郁而无奈。前一年的10月，他才满怀希望地来到重庆，仅仅半年就被迫离开。所以，和闷热的天气相比，他的内心更加沉闷。
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家张闻天。只不过他此时的身份是：因传播革命思想，被重庆地方军阀扣上“煽惑青年”罪名而“勒令离川”的川东师范学校语文教员。
川东师范学校是今天的西南大学办学源头之一，虽然张闻天只在这里任教两个多月，但他，连同在此短暂任教的萧楚女、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重要人物却为重庆，也为这所百年学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张闻天究竟是为何来到重庆、来到川东师范学校，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而被迫离开呢？
查党史资料和一些传记、文献知：张闻天，年出生于江苏南汇县张家宅（今上海市浦东新区机场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张应皋，系启蒙老师所取，闻天、应皋均源出《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句，后来由于革命需要，他还长期化名洛甫。张闻天早年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学习，受《新青年》影响倾向革命。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身学生运动，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评介外国文学名著，并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年至年，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年初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年9月，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常委。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年10月，随党中央、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处事公道，作风民主。
不难看出，张闻天到重庆时还没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重庆岁月也很少在一般简历中出现，所以鲜为人知。那，他为什么要来到重庆，又是如何与重庆结下这份不解之缘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份美国的华侨报纸和张闻天的美国之行。
张闻天手稿
张闻天曾留学日、美、苏三国，这在我党早期领导人中极为罕见。年8月20日，张闻天从上海乘中国远洋轮南京号前往旧金山，开始一年多的美国勤工俭学生活。其间，他一面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一面又兼做旧金山华侨中文报纸《大同报》编辑工作，而时任《大同报》总编辑的康纪鸿，就是四川安岳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也是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与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的张闻天颇有渊源。年1月，张闻天从美国返回上海，继续在曾经工作过的中华书局任编辑。这时的张闻天，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有“少年翻译家”和“少年文学家”的美誉，文学译著已达50万字，四五月间又完成了《旅途》和《青春的梦》两部重要作品。进入创作高峰期的张闻天由于无正常的作息时间，影响了中华书局编辑业务，中华书局的主持有些怨言，张闻天也不愿受写字间的束缚，决心离开中华书局。这时，《大同报》总编辑康纪鸿回到四川成都，得知张闻天在中华书局干得不顺心，便力邀其到四川做事。于是，张闻天离开上海，于年10月到达重庆，本想在重庆稍事逗留就去成都，没想到，少年中国学会会友蒋锡昌两个月前先到了重庆，他力劝张闻天跟他一道来到重庆的四川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做一名英语教员。
四川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于年创办，简称“渝女师”或“二女师”，校址在今重庆29中内。新中国成立后，川东师范学校等合并，历经多次调整，其中大部分发展成为重庆第一师范学校，校址在今天的重庆市北碚区，年后，并入重庆师范大学，成为该校初等教育学院。“渝女师”的一部分发展成为后来的重庆教育学院，现在的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所以，张闻天、萧楚女、杨闇公等早期共产党人在重庆多所学校都留下了红色足迹，引发师生们的追怀。
那时，张闻天完全以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姿态现身重庆，利用学校讲坛和由萧楚女担任主笔的《新蜀报》作为阵地，弘扬五四精神，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反对旧道德、旧制度，推动了重庆的思想启蒙运动。张闻天还组织部分觉悟较高的学生学习《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使学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张闻天的这些言行自然引起了重庆军阀和顽固保守势力的憎恨，他们恶意造谣，迫使张闻天难以继续在二女师执教。恰巧，当时的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即川东师范学校）也想邀请一些有名望的教师来进行教学。于是，年3月，张闻天应聘到了川东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其间，张闻天主编了生平第一份刊物——《南鸿》周刊。
张闻天在重庆主编的《南鸿》周刊等报纸
《南鸿》本是由巴县中学毕业生邵正纲、平民公学教员邓雨甘、川东师范学生曹民熙等几人创办，用来以文会友的油印小刊物，不定期出版，影响不大。张闻天到来后，指导他们扩大“南鸿社”，并联络川东师范、巴县中学、二女师等校进步青年，将油印改为铅印，自己亲自任主编，该刊也随即成为重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张闻天在接手后的《南鸿》发刊词中写道：“重庆这个地方的空气实在太闭塞、太干燥，并且太沉闷了。”这里的“空气”当然是一种比喻，指当时的重庆仍然是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统治的地方，闭塞而落后。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反抗一切压抑青年清新的思想与活跃的行动的旧道德、旧思想与旧制度，我们提倡自由思想，自由批判与活泼的新文艺与新生活。”这篇发刊词连同那篇《“死人之都”的重庆及其他》一文，言辞激烈，犹如在一潭死水中扔入一块巨石，引发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