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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特对中国的访问，不仅加深了他对中国的了解，认识到德国与中国的合作须从“军事方面着手”，还与蒋介石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
1、蒋介石为邀请塞克特来华有多拼？
年8月5日，塞克特尚在归国途中时，蒋介石就曾亲自致彼一函，对其表示“慰问”，并试探再邀他来华之可能。
蒋介石在这封信中，对塞克特来华后的地位及作用作了明确的说明，他写道：
“塞克特将军足下：6月30日北平赐书，拜读之下，感佩无已！吾人于此相别之后惜相见已晚，而又不能常住一处为怅也。所有意见书中所述各节，已分别进行，教导旅亦已开始编练，当能不幸所期也。
目下所欲就商者，即前日面谈之德国顾问，兹缕述明晰，惟将军察之：
（一)聘请德国高级军官一人常住中正附近，其任务为调查德国顾问与中国军官间困难之原因与公正之评判，对于军事上之组织、设备与国防各问题以及判断内政外交上种种情形，随时申述意见，并得代表中正奉派出外检阅队伍，其名称为高级顾问，而性质为中正侍从之参谋长，但非总顾问，以现有佛采尔将军为总顾问，不必另聘，惟不属于佛采尔将军之指挥。如佛采尔将军不在时，该高级顾问亦可代理其职权之资格。总之，其政治见解与军事组织能力皆能高出现在驻华顾问之上，如能暂秘密不与外人明知更好也。
（二)…既承将军之盛情厚爱，不敢有所隐讳。佛采尔将军之忠诚与作战经验能力，皆极可佩，亦为中正所深感…至于外交与政治又未甚注意，此其缺点。应如何补救，亦请将军详酌而补充。”
年11月初，正在上海的朱家骅忽然接到宋美龄的电话，代表蒋介石吩咐他立即去函塞克特，正式邀请他再度来华服务。
塞克特收到蒋介石亲笔信后，以年事已高为由，对出任总顾问一事婉言谢绝，并推荐他的两位助手法肯豪森(AlexandervonFalkenhausen)与法勃尔(GeneralFaupe)来华出任高级顾问与军政部顾问。
在他推荐信尚未发出之际，朱家骅又一次通过中国驻德大使馆表达了对塞氏本人的邀请之意，朱家骅在致中国公使函中说：
“委员长予余极深刻之印象，彼经由塞克特之谈话中深慕其人格与超人之工作潜能。”
10月12日，塞克特致函朱家骅对佛采尔在华工作之缺陷“表示惋惜”，并感谢蒋介石的信任。
26日，他再函朱家骅，告以与国防、外交两部长协商结果，以外交部之坚决反对，不能亲自来华，愿在德国提供帮助。
朱家骅复函重申邀请，并转呈蒋介石亲笔函，说明塞克特与他推荐的两位顾问必须一起来华，否则暂不考虑其所推荐的任何人选，甚至说“塞克特不能来华，惟有让德国军事顾问撤退”，以此要挟德方让步。
中国公使馆亦奉令发动“外交攻势”，向德国外交部表示塞克特对中国来说“无比的重要”，希望他“尽快到中国来”，如果不让塞克特来华，将“对德国在华利益产生严重影响”。
公使馆代办专程为此访问德外交部，说明蒋介石对塞氏寄以厚望的态度，因佛采尔在华作风过于“普鲁士化”，树敌太多，不能再执行其任务，而法国人目前正寻求此职位，如塞氏不来，中国将另聘法国贝当（Petain)元帅所率领的顾问团。
11月11日，德国外长牛赖特会见塞克特，协商结果同意塞氏来华。
22日，塞克特致电蒋介石，表示接受邀请，最早在明年3月来华，并向蒋介石提出了“充分的职权与携带足够的干练助手”的要求。12月1日，朱家骅代表蒋介石致电塞克特，答应他的一切条件。
2、佛采尔的去职与日本的强烈反对
11月24日，塞克特将上述变化通过毕格曼中校电告佛采尔，并询问其有无留华共同工作之意，佛采尔至此彻底明白了塞克特访华的内幕与结果，他愤愤不平地指责塞氏过河拆桥，说如果不是他的介绍，蒋介石根本不知塞氏为何人！现在塞克特又来抢他的位置，还邀他“共同工作”，这完全是“无耻之勒索”。
佛采尔对陶德曼大使说：
“如果塞克特再登上中国领土，余将立即离华返德。”
年3月，塞氏来华，佛采尔赴南昌向蒋介石辞行，并以“四年之独立工作”成绩为自豪，而后他便未与塞氏见面，离华而去。他走之前曾致函毕格曼，详细列举了他与塞克特关系史上他对塞的帮助及塞氏种种不友好的行为，佛采尔指责说：
“他（指塞克特)仅仅是从我的阳台上来了解中国的。”
言下之意，塞克特尚无资格来取代他。他还抱怨说：“这一切纯粹是按照中国人的方式进行的。”
蒋介石鉴于佛采尔来华的工作成绩，又需对他的被迫辞职表示“关怀”，便亲书一函，“情意恳切，希望他能仍留中国服务云云”。
塞克特本来无意取代佛采尔，他们的矛盾中有许多客观上的误会，塞氏在中方坚邀之下，为保持中德关系大局，不得不以高龄弱体来华服务一段时期，本来就不是为自己，因此也不用向佛采尔表白心迹，何况他来华也不是取代佛氏职务的，这一点，在蒋介石前信中就有说明。
佛采尔走后，总顾问一职空缺，暂由北平陆军大学德国教官古道维斯少将代理，直到法肯豪森来华正式接任，这场风波才告一段落。
塞克特离德前曾与兴登堡总统及麦根森元帅会见，二人皆祝塞氏此行顺利。
国防部方面并表示全力支持塞氏在华工作，必要时可派遣现役军人前来帮助。但因不久之后，纳粹党上台执政，所谓支持云云，也就没能兑现。
塞克特来华，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强烈反对。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Dirksen)电请牛赖特外长阻止其行，以免破坏德日关系。
牛赖特要塞克特先去北美、日本一游后到华，以资缓冲，但被塞氏拒绝。日本大使又访问德国外交部，指责德政府让塞来华是助华备战，以便将来对付日本，被德方敷衍过去。
3、塞克特的地位
年3月，塞克特携同夫人抵达上海，几天之后，他的助手冯·法肯豪森亦抵华。时蒋介石正在南昌指挥剿共，塞克特与中方接待人员及德国顾问们见面后，即乘炮舰再上庐山与蒋见面，商讨关于新的一轮工作计划安排。
4月28日至5月4日，蒋塞二人进行了一周谈话，就塞氏地位、职权、办公方式等问题达成协议如下：
名义：委员长委托人、总顾问。
办事方式：一切日常公务以及关于德籍顾问之指挥事宜，均于总顾问办公室或私宅内处理，代表委员长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在南京军官学校委员长官邸内举行之。并于此时间招见有关各军事人员。
时间：每周二、五上午十时至十二时。
蒋介石并指示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各部、次长及军事委员会各厅主任、兵工、军需各署长皆应准时到会，向塞克特汇报情况，足见其对“委托人”塞克特之尊重，这一名誉不仅在来华德国顾问中是最高的，在整个来华外籍顾问历史上也堪称唯一。
蒋介石还批准设立了“总顾问办公厅”，作为塞克特发号施令之“衙门”，并规定当他不在时塞氏具有代表他发布命令之全权。
鉴于佛采尔的教训，除本职工作外，塞克特对其他一切人事关系问题采取不多问的淡泊态度。他将顾问团的日常工作委托给参谋长代管，自己致力于发展中国国防事业事宜。
面对中日间的紧张局势，蒋介石要求塞克特为其制定一整套长短期的“应变”防备措施，塞克特同意先为中国设计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御计划。
在建军方面，塞克特认为：
目前江西“剿共”虽已接近尾声，但中国内部并不稳定，更何况有日本的强大威胁，中方决不可贸然裁军。眼下之计是要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赶快组建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范军”，他认为蒋介石提出的花费万元重新装备60~80个师的目标过大，难以完成，不如首先新编6~8个师的军队，作为和平时期的基础兵力，然后再发展成18个师(30万人)。
以蒋介石宠将陈诚为首的中方军官反对塞克特的建议，他们主张训练军队以整理旧军为主，相对提出了整编旧军30个师的方案，塞克特坚决反对，并以辞职回国相威胁，蒋介石只得批准了塞克特的方案。
最后结果是：
江西战事结束后新编6个师，现有各部队按比例压缩，在新编师练成之前，其全部军官要到庐山受训，同时给一部分“旧军”更换装备。
此后，德国顾问组训的“模范师”得以按计划扩充，并参加了年春季讨伐“福建人民政府”的行动，“取得了预想的成绩”。
到抗战爆发，初步编成了一支规模不大的德式中央军,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中德军火贸易问题上，塞克特将要制定一个“精确的后勤供应计划表”，以备德方有计划地供应中方。蒋介石命令国防设计委员会及军需署在这方面配合塞克特工作。
6月初，塞克特又与何应钦、朱培德、张治中等中方大员进行了多次会谈，讨论了军事改革各项实施方案。蒋介石委托塞克特一手办理长江与沿海地区之布防，塞克特认为这项任务艰巨，非一人可完成，他推荐了防空顾问史太邱中将(Streccius)及海防顾问赖文上尉(Rave),后来在法肯豪森任期内，他二人对草创我国的防空及江海防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德国顾问帮助下，年年中，首都南京举行了第一次防空演习。
学习结束后，蒋介石召集全体顾问及中方军官训话，塞克特也对此次学习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了加强华东地区国防，塞克特曾建议国民政府在江南修建铁路网，这样一方面可解决战时军运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为从“剿共”战争中退出的几十万“淘汰”兵员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
4、塞克特对中国国防工业的作用
塞克特为此特别介绍德国奥托·俄普夫公司以资本与技术来华投资。
奥托·俄普夫公司是德国一家大企业，曾在20世纪20年代德俄军事合作中充当主角，希特勒上台后，逐渐疏远俄国，奥托·俄普夫公司便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塞克特介绍他们来华发展，正合其意图。
奥托·俄普夫公司随即在上海开设了办事处，投资于浙赣铁路建设，开始了对华的有效合作。
塞克特一贯认为，有效的国防实力要以相应的工作基础为后盾，否则现代化的国防军建设将无从谈起。他多次告诫蒋介石，整个国家经济与力量均需配合军事的需要，并以德国之技术与物资援助作为“工作起点”，这样便把中国国防的现代化与德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塞克特曾应蒋介石所请，为中方制定了军火工业的发展计划，他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翁文灏秘书长及兵工署长俞大维商定后，详细开列了6至18个整训师每月所需军火数量及拟建设兵工厂、钢铁厂、汽车厂的进度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报告德国国防部备案。
此后在德国顾问及有关企业帮助下，这一时期中国国防军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太原、济南、昆明、重庆、南宁及广东都新建了兵工厂，汉阳、巩县等地的旧式军工企业也得以改造，并能生产马克沁机关枪及德式迫击炮，巩县甚至在德国顾问指导下成立了防毒面具工厂。
抗战开始后的年5月，由德国援建的湖南株洲炮厂开始投入生产，可生产从20毫米至毫米口径的各种大炮及炮弹。
同年秋，该厂迁往重庆。在南京，德国顾问及专家也参加了创建军用光学设备制造厂以及理化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材料研究所的工作，主管这类生产科研工作的中方机构兵工署则几乎全由从德国毕业的留学生主持各类工作，署内执行的是德国工业规范，各种技术图表一律使用中德两种文字。
由此可见，德国对中国兵工业发展影响至深，国防工业的发展为支持中国后来的抗战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5、塞克特对顾问团的改组
塞克特第二次来华期间另一项主要任务是负责顾问团全盘工作指导。
由于他并不负责团内具体工作，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顾问体系，即：蒋介石——塞克特——法肯豪森的参谋班子——各军事顾问一各军事机构与部队，塞克特居于指导顾问团工作的地位而不负其具体责任，故而他上任伊始，第一件事便是改组顾问团组织。
他在南京城乐富贵山顾问俱乐部召集了全体会议，表示他受蒋介石之聘，来华接任总顾问工作，已被授予领导全权，并拥有延聘、开除、替换顾问之权力。他还说德国政府及国防部对来华顾问团的工作已表示了全力支持之意，他希望全体顾问汲取过去佛采尔时期的工作教训及经验，服从“总顾问参谋长”的具体领导，努力工作，与中方工作人员搞好关系。
此时德国顾问团已扩充为61人，加上中方人员共人。
塞克特将顾问团组织由三个组扩大为五个组，分别派往四个方面：
原有部队、新编部队、军事教育及武器兵工系统进行工作。
各组分工如下：
第一组：部队组，负责新编部队之编组、工事之筹建、情报之搜集等，并协助计划未来之作战方案；
第二组：补给、装备组，负责武器弹药之采购补给；
第三组：军事教育组，负责军校工作及部队训练安排；
第四组：组织人事组，专管人员调配工作；
第五组：编译组，负责教材讲稿编译工作。
与其前期相比，顾问团此期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所有的文职人员全部退了出去，顾问团的军事性质更加凸显，因为有了德国国防部的公开支持，顾问团再也不用披着伪装的外衣了。
蒋介石对塞克特统领下的德国顾问团的工作，给予了特别的支持，从中央军校毕业生中抽调人专任德国顾问的翻译与服务。
另外又专门设立了以李鼐为首的“联络官办公室”，专事协调中方与德国顾问的关系，处理一切双边纠纷。
6、塞克特与蒋介石的嫌隙
塞克特曾在全体顾问会议上说过：
“蒋介石元帅给我的权力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能以他的名义发布各种命令，作各种必要的安排。至于那些大元帅自己不知该如何处置的情况，我必须独自承担下来，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塞克特在南京期间，每周必与蒋见面一二次。某日，已时隔两周蒋未召见，塞克特便十分不安，他派秘书齐焌去见蒋，在得知是蒋因换装假牙不便见客的原因之后，才放下心来，由此足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塞克特的工作受到蒋介石的高度赞赏，但两者的关系也并非完美无隙，而是时常发生观点分歧。
例如：在对日国防战略布署方针上，二人便有很大分歧。年4月至5月初，他们就此问题会商数次。蒋介石主张对日国防重点区域应在长江流域而不在华北，他对塞克特说一旦中日开战，他准备在必要时放弃华北而集中全部力量保卫长江流域。抗日之发动必须在江西剿共之后。
他决定只有16%的军事预算可以用于华北，因而在那里只能选择战略要点构筑国防工事。塞克特认为如此则会造成日军很轻易地绕过要塞长驱直入，于整个抗战大局不利。
蒋介石说：“那么无论如何日本人是不能够占领这些战略要地。”
他又表示：从政治上来看，长江以南远比江北的地区重要，况且在华北的地方实力派军队“没有任何军事价值”。
塞克特说：“那么，是否在华北一旦危险时可以抽调在江西剿共的部队北上？”蒋介石给予否决，他说：“当务之急是剿共，在江西剿匪战事未完成之前，不可能抽调主力部队去对付日本人。”
塞克特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表示，对蒋介石的华北防御方案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过他仍然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为其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图，这条被称为“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后来成为中国抗日国防的重要工程之一。
除了这次争论之外，塞克特在华期间还有两件事处理得“不如蒋意”，一是为克兰代表德国政府与广东陈济棠开展军事、经济合作之事，德方认为陈济棠与蒋介石都是中国人，在筹备抗日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又因为广东方面“办事效率高”，对德贸易从不欠账，深得德方好感，极愿与之发展关系，而南京方面对此则坚决反对，并要塞克特出面，运用其在德之影响阻止德方与广东发展“友谊”。
塞克特从德国利益出发，不愿干涉，又抱定不多管闲事的态度，对此回避，从不在蒋介石面前谈及克兰与广东问题。
年年底，蒋介石直接要塞克特对此发表意见，塞氏苦思再三，写了一份意见书，“避重就轻，尽可能推御责任，未能提供任何具体建议”，蒋介石阅后，“甚感不悦”。
第二是关于德国对华出口重榴弹炮之事，塞克特并未能像蒋介石所期望的那样“发挥（促成）作用”，使蒋不快。
为了准备抗日，中方急需筹建重炮部队。年4月，中国向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订购了24门15厘米口径野战重榴弹炮，并2万4千发炮弹，总计价值万马克。
因中方无现金支付，须由德国政府出面担保，才能以延期付款方式成交。但德国外交部（包括驻华大使陶德曼）都不愿担保，原因是认为军火交易不同于其他贸易，必须钱货两清，否则会给日后留下纠纷，不易处理。
而德国国防部为了促成军火外销，极力主张政府提供担保，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上报希特勒裁决，莱谢劳将军代表军方向希特勒阐述了遵守中德协议的重要性，希特勒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现在对华供应重炮将引起国际上日、英等国的反对，给德国带来麻烦，故而“表明其坚定立场，不允许此项交易进行”。
并就此引申说：
“在政治上必须会见风使舵，协定可随时缔结，亦可随时破坏。”
最后经沙赫特居中说情，又决定年内不对华供货，拖到第二年（年)再说。据中方文献记载，这批重炮后来在年中旬运到中国，它是用德方急需的钨砂换来的。
这批装备武装了中国第一个摩托化重榴弹炮团，后来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塞克特及顾问团在这场纠纷中没有帮助中国，原因是塞氏认为德国军火商以高额佣金收买中方官员，提高重炮售价约30%的行为，令人不能容忍，他甚至建议中方向第三国购炮，而中方有关官员却不同意。
德国军官正直的一面及国民政府官员之腐败由此可见，蒋介石为塞克特在这一问题上未能助华，说明其对德国政府的影响力有限，也造成了他对塞氏的误解。
但塞克特这种“不问闲事”的作风也有其有益的一面，日本政府曾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要求塞克特在蒋介石面前运用其影响力，说服蒋介石在华北与日本妥协并承认伪满，塞克特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他不能干涉，更不受任何外力之影响，故严加拒绝，受到了中方的好评。
7、塞克特的去职和离世
塞克特第二次来华时仅十个月，他在促进中国军工业发展及增强中国国防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给予他优厚的生活条件，中国政府支付他的月薪高达美元，等于佛采尔月薪的3倍。
他还拥有专车、专机、侍卫、厨师甚至仪仗队，蒋介石外出时，他甚至可以坐在蒋的办公桌前召见中国军官，足见蒋介石对他的推崇及期望之高。但这一崇高而艰巨的任务对于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来说已是不堪重负。
当时有传闻说，塞克特某一天在庐山蒋介石官邸做客时，曾被火炉绊了一跤，此后就生病了。年年底，医生根据体检结果，要求塞克特停止工作，休养一段时间，塞氏即向蒋提交辞呈准备回国，蒋介石再三挽留，并拟安排他去杭州疗养，但塞不同意，蒋亦认为“塞将军这次来精神大不如去年相见的时候了”，遂同意了塞克特的要求。
年3月6日，塞克特离华回国，蒋介石此时正忙于在西南追剿红军，不能送行，特派朱家骅向塞克特转交了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朱主任益之兄转塞克特将军勋鉴：将军启程在即，中正不克送行为歉！将军所拟中国工作计划书已详阅过，中正甚赞成。贵将军回国时请照所拟计划代筹一切，至中国方面应办之事，已切令各机关改良照办，勿念。途中辛劳，务望珍重，并祝健康。中正。微午，机渝。”
另送白杭绸一匹等礼物，被塞克特谢绝，并表示等身体好转将再度来华。
此时在德国国内，兴登堡总统刚刚去世不久，希特勒正急于争取军方支持，巩固其政权，并夺取最高权力，他对塞克特回国表示热烈欢迎，派人前往德瑞（士）边境迎接，并即在总理府接见，塞克特向希特勒详细汇报了中国之行情况，并主张德国对华应有一长期、固定的友好政策，希特勒连连点头称是，并爽快同意将驻华使节由公使升为大使级。
实际上希特勒是为了争取塞克特的好感与支持，帮他稳定纳粹政权，他的对华友好实为一时敷衍行为。不久之后，德国便与日本缔结了《反苏国际协定》，进一步勾结日本反华。
年年底，塞克特终于病逝于家乡。年年初，国民政府为塞克特举行了追悼大会，蒋介石因“西安事变”“蒙难”之后急需休息，由何应钦代他致悼词，称赞塞克特之人格“已为中国军官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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