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通俗直白，街边的小贩都能读懂，为何还会被称为诗王？
这个问题前后并没有逻辑性。街边小贩能读懂白居易的作品和他是否被称为“诗王”并没有直接关系。这种后世的尊称，其实就是江湖中的“诨号”，也没有什么认证，而取诨号，一般都是看人的性格取。如“及时雨”宋江，“智多星”无用等等，主要还是起着性格刻画加深的作用。
为诗人取尊称，虽然我们是从读到的诗来取，但作品归根结底还是反映人物性格。一位诗人的作品长久以来表现出来的必然是作者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以及他本身的性格——因为文艺作品，一首可能是虚构，但长久以来累积下来的气质，一定是性格的真实反映。
我们称李白是“诗仙”，是因为他的作品里面仙气飘飘，可更重要的是他个人超凡脱俗的浪漫和天地纵横的想象；我们称杜甫为“诗圣”，是因为他的作品是诗史，不但记录反映了社会状况和底层人民生活，还透露出他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舍生忘死的情操，这同样是他性格里面的底色。
再譬如“诗骨”陈子昂，他的作品反映了他追求汉魏风骨的文学思路；“诗侠”刘禹锡，则更多地是诗中反映出来的铁蚕豆精神，不论经历多少挫折依然乐观的豪侠气息；“诗*”李贺，诗歌浓墨重彩，离奇古怪，更加是他个人的性格特色在作品中的投射。所以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些“诨名”实际上都是在性格上指代，而并非别的什么原因。
白居易得到大部分人认同的是称号是“诗魔”。这个外号来自于他自己的诗：“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他在吟诗时候的刻苦并不比孟郊、贾岛要轻松。只不过他用功的地方并非死抠字词，而是在于诗词内容意境的平常化、普通话，为了保障诗文最大的流通度——也就是要让所有人，包括不认字的街边小贩都能听懂。过分的诵读和书写，竟到了口舌生疮、手指成胝的地步，所以人称“诗魔”——这是对他个人写诗疯魔成性的一种赞扬。
这种朴实化诗歌，是找对了诗的正确方向。一首文艺作品，只有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去流通，才能算得上好作品。正所谓“曲高和寡”，写一些普通人看不懂的诗词，顶多是自娱自乐，无法让文学下沉。追求精深，在深度上深挖，和在广度上拓宽其实并不矛盾。而白居易晚年的香山体走向浅白之路，很明显就是在读者广度上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拓宽。
你诵读白居易的诗，都不用识字，就能理解。但是他又能传达给你不同于打油诗流俗的超然感受。
比如《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这简简单单的问候，朋友之间的感情明白而生动，事物描写细致又简单，是真正的诗歌上品，也是意境和文字完美结合的范本。
正因为“香山体”的浅白，白居易的诗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同时击穿了当时汉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日本朝鲜文化圈，让他直接从大唐诗人中一个优质生成为了东亚汉文化圈里面的诗歌神祗——白居易在日本朝鲜的地位非常高，高到不可思议。
这就有些类似去印度取经的唐三藏。灵山佛（李白、杜甫、王维）多法术高超，可中土不懂啊。白居易通过浅白化把深奥的经文翻译成了日本人都能读懂的样子，他就成了佛了。在这些老外眼里，别说“诗王”，就是称白居易为“诗皇”都是合适的。
但是在中国诗坛文化圈里，“诗王”这个称呼并不流行。原因就是前面所说，这些尊称基本上来自后世文人的赠送，大多代表了作品特色和诗人性格。即便称王昌龄“诗家天子”，我们也能在他的七绝里感觉得出他那份豪情。但是“王”这个称呼作为当时还存在的一种级别（已经被“皇”挤下了神坛），并不适合用在诗人诨名上。
你能感受到白居易作品的王者之气吗？其实是没有的。
不过他的作品流传实在太广，确实给人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感觉。
从这个角度来说，仅仅称白居易为“诗魔”好像又过度私人化了一些。他在汉诗歌出征蛮夷中确实又起到了“王化”的作用——也许，这才是很多人称之为“诗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