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的人觉得很荒凉，但是我想，一个喜欢敦煌的人到了那里，都会发现它其实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美！”
年，年仅16岁的云南昭通小伙儿赵声良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期间，他找了许多绘画的书来看，从中看到的敦煌画册,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心。
父亲盼着儿子回家乡发展，却怎么也没想到，他要去地处荒漠戈壁的敦煌。大学毕业前夕，父亲得知赵声良要去敦煌后，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劝他回云南。
赵声良担心回家后，在家人劝说下会改变主意，他索性直接背着行李，登上开往甘肃的火车。
一
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火车到达兰州。赵声良在甘肃省文化厅报到后，又坐了近30个小时火车，到了瓜州柳园站。下车后又等了很久，他才终于坐上从柳园发往敦煌的长途汽车。
赵声良抵达敦煌时，已是傍晚。时任敦煌研究所副所长樊锦诗正坐着所里最高级的车——一辆北京吉普来接他。到莫高窟后，樊锦诗领着赵声良去见段文杰所长。
段文杰身材高大、声音洪亮，他很热情地拍着赵声良的肩膀聊天。后学遇上前辈，赵声良大胆谈了一些他对敦煌艺术的理解，段文杰鼓励他从艺术方面进行研究。
“那时候，虽然大学生由国家分配工作，但研究所努力跟大学联系想要过来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没有来。来到这里的，基本都是意想不到自愿来的。”赵声良说，按老同事的说法，这叫“自投罗网”来的。
这是赵声良第一次到敦煌，初出校园的他，对莫高窟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新鲜。“樊所长把我领到中寺旁边的一排房子前，指着其中一间说‘以后这就是你的宿舍了’。”赵声良回忆，房间里有床、桌子和凳子，但黑乎乎的没怎么看清楚。“樊所长说这里比城市艰苦，这一排房子是60年代住过的，那时可是最好的房子呢!”后来又来了一位大学毕业生，他们两人在这间房子里住了一年多。
第二天起来，赵声良才仔细看了看这间房子：土墙、土地，墙上还掏了一个壁橱。地面就是土的，扫也扫不完。赵声良索性就不扫，只要酒一些水让地面湿润不起灰尘就行。天花板尽管用废旧报纸糊住，但还是露出几个黑洞。
第一个冬天，对赵声良来说，非常不好过。地处西北戈壁大漠中，他们只能自己生火炉，而且晚上睡觉前要把火封住，不使它熄灭，才能既保持夜间的温度，又使第二天清早生火不太麻烦。
“我们都是南方人，火炉常常封不好，到半夜火就灭了。夜里，气温达零下十七八度，我们又冷又困，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再把棉被压上。”赵声良回忆，但就是那样也挡不住寒冷，早上起来，鼻孔旁边都是冰碴子。直到冬天快结束时，他才逐渐熟悉了封火技术。
冬天也有冬天的快乐。赵声良和同事有时会买上半只羊，找一口大锅，放在火炉上慢慢地炖。用慢火炖出的羊肉，十分清香且软烂可口，肉汤更是鲜美无比。清早喝一点羊肉汤，浑身就十分暖和。那种微火慢炖煨出的清香，至今仍然令他回味。
喝的是门口大泉河的苦咸水，每次喝完之后他都会拉肚子。“刚来时很不适应，拉了两个月。”赵声良说，好不容易适应了，结果一去外地出差回来就又不适应了，继续拉肚子。
就这样折腾了两年左右，赵声良才完全适应。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一到洞窟里面，就感觉非常美。一有时间，他就到洞窟里面做调查。越调查，越觉得敦煌是无与伦比的美。周边的环境，慢慢也觉得很安逸。“虽然有的人觉得很荒凉，但是我想，一个喜欢敦煌的人到了那里，都会发现它其实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美！”
二
年，在段文杰先生带领下，《敦煌研究》这本立足敦煌、面向世界的学术刊物正式出版。从年到年，这12年里，赵声良一直担任《敦煌研究》编辑。可以说，这份敦煌学权威期刊，与风华正茂的赵声良一同成长。
“你是学中文的，就到《敦煌研究》编辑部吧。”第一次见面时，段文杰就对赵声良说。赵声良到岗之后才发现，编辑部除了一位主任，就只有他一个“兵”。后来人员陆续增加，到年已经有编辑六七人，编辑部初具规模。
但大家都不是专业的编辑，要从头开始学习编辑业务知识。“靠一本已经翻得破旧的《编辑手册》慢慢探索编辑工作的路子，还经常与出版社同行交流，了解专业编辑的做法。”赵声良说，虽然并不专业，但每个人都凭着对工作的敬业、执着精神，为办好刊物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
与其他学术杂志不同，编辑部工作人员虽然是专职的，但大多数人都同时在进行敦煌学研究工作。学者兼编辑，是《敦煌研究》编辑部成员的鲜明特质。
从历年就职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来看，他们的研究范围涉及敦煌石窟艺术、石窟考古、敦煌历史与文化、敦煌文献(文学、宗教、书法、回鹘文)等，涵盖了敦煌学的大部分专业。
大家在从事繁重的编辑工作的同时，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不断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著作。正因对敦煌学有着深入的研究，所以编辑才能够从较高的视角来进行刊物的编辑工作，从而使《敦煌研究》的编辑质量保持在较高水准。
创办之初，《敦煌研究》在甘肃省天水市新华印刷厂印刷。每一期出版时，他们都要赶到天水，在印刷厂校对。那时候，敦煌没有火车站。要坐火车，只能到离敦煌多公里的柳园车站。因为柳园、天水都是过路车站，别说卧铺票，就连坐票都一票难求。从柳园上车到天水，要24到26个小时，赵声良他们这一路几乎都是站着过去。
时间一长，赵声良只能“因陋就简”——每次坐火车，他都准备一张塑料布；到了晚上，就把塑料布铺到别人的座位底下，然后在黑暗中伴随着别人鞋子散发出的臭味沉沉睡去。
有一次，他睡得正香，突然听见人声鼎沸，一睁眼才发现原来火车已经停下。“慌忙爬起来一看，车厢里不少人已经下车，行李架上空了一半。”赵声良心中一惊：稿件呢？不会丢了吧。沿着行李架仔细搜寻，才发现一包稿纸静静趴在行李袋旁边，这时他已经浑身冷汗。
回忆这些往事，赵声良说：从个人角度来说，之所以能够坚守大漠，是莫高窟本身值得投入一辈子精力去为它做出牺牲。“莫高窟是伟大的、不朽的，个人在这样一座宝库面前，无足轻重。”
《敦煌研究》这本期刊，慢慢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可，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学者在这里发表论文。“你要是到国外的名牌大学的图书馆里去看，比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我们的杂志肯定是有的。”赵声良说，几年前，他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东亚图书馆时，院长一看名片，就把他领到一个小阅览室去，“我还纳闷他要干什么，结果他拿出一本《敦煌研究》，说这是你们的杂志。我说你们这里也有啊？他说他们很喜欢！”
三
年，一直在《敦煌研究》杂志做编辑的赵声良，赴日进修，为期两年。两年公派访学期满后，赵声良又考入成城大学研究生院，自费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前前后后，他一共在日本待了7年。
旅日期间，赵声良也慢慢感受到国内敦煌学的进步。有一次，在东京艺术大学研究室，一位敦煌学教授看到由敦煌研究院编纂的大型图录和研究著作《敦煌石窟全集》后，对他由衷赞叹：像这样深入地研究敦煌石窟的著作，日本的学者是做不到的呀！
年，赵声良从日本留学回来。当时，他有很多选择，不少东部地区大学对他抛出橄榄枝，但他还是选择回归敦煌、回归莫高窟。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敦煌的事业，赵声良觉得一辈子也做不完，有很多要研究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他看到樊锦诗院长带领敦煌研究院把事业做得这么好，比如：科技保护、学术研究、数字化展示，各方面都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我也是樊院长的‘粉丝’，我愿意帮助她把研究院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赵声良说。
“中国在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新时代，敦煌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研究院承担着把中国古文化传播向世界各地的功能。”赵声良说，今后，敦煌研究院还要继续向前发展。首先，在保护方面不断提高科技水平，让洞窟保护得更好；其次，在数字化方面要加大力度，尽快地把敦煌所有的洞窟全部做成数字化；最后，还要运用多种手段，来弘扬敦煌艺术。比如，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发展敦煌的事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常书鸿先生当年的愿望，让新的艺术家到敦煌，学习、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创造出新的时代的各种各样的艺术，“不仅仅是绘画、雕塑，可能还包括服装设计、音乐舞蹈、动漫游戏等，很多领域都等待着我们去开拓、去发展。”
在出版大量学术著作的同时，敦煌研究院还编写了许多通俗读物，向公众介绍敦煌文化。比如《走近敦煌》《敦煌石窟》《灿烂佛宫》《敦煌石窟艺术简史》《敦煌旧事》《敦煌诗解读》等。敦煌的展览平均每个月都有一次，每次都是观者如潮、广受好评。此外，敦煌研究院学者还走进大中小学，向高校师生宣讲敦煌文化。（来源：人民日报出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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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斌银
“敦煌文体广电和旅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