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父亲节，也许这是最后一个跟父亲一起度过的父亲节了……
父亲仍在与病魔抗争，以他九十岁的年龄，从任何角度，他都不会是个失败者。而终其一生，他不但以自己的坚强、意志力不断闯关，为自己赢得了强者的地位，也教育了他的子孙后代关于生活、生命的信念。
他的勤勉、节俭、认真，甚至是倔强，都会为我们注入浓浓的基因和深深的烙印。不管时代怎样变迁，我想这个世界还是需要多一些像父亲这样的“老实人”、“老好人”的。
作者：杨元庆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
来源：正和岛（zhenghedao）
父亲终于来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上周五老年科的王主任找母亲及我和弟弟、妹妹谈话，由于腹腔及肠道的肿瘤肆意蔓延，以至肠梗阻，造成严重的二氧化碳中*，并且气体造成的腹胀已严重压迫肾脏，有尿*症症状，医疗上除了用呼吸机和血液透析的方式帮助减轻痛苦，延长一段时间的生命之外，已没有其他治疗的方案和意义了。
回到病房，母亲依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她自父亲得病以来的镇静和乐观。在护理小汪的协助下，帮助父亲清洁大便失禁后的身体，撤换身体下的纸垫，擦掉父亲头上及胳肢窝下的汗水。我们让她坐下歇歇，可她依然不停手，并用她一双曾经也探诊抚摩过无数病患的外科医生的手轻轻地，但专业地为父亲做起了按摩，从手、胳膊，再到腿和脚……隐约中也能感受到她对父亲的不舍，和期待最后一丝奇迹的愿望。
母亲停下后，我看到父亲的指甲长了，就向小汪要了把指甲钳，专心致志地帮他把十个指头上的指甲都剪了一遍。本来想帮他把脚指甲也剪一遍，但他的脚指甲不但烙印着他九十年的沧桑，也印着他一生不求人、不贪图享受的倔强和高贵——全部都钙化成灰指甲了，大脚拇指甲的厚度差不多能有一厘米厚，坚硬无比，只能请小汪用大钳子来夹。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帮父亲剪指甲，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剪着，剪着……我的思绪翻飞，和父亲一起接近六十年生活的点点滴滴一幕幕涌入脑海，涌上心头，我几乎强忍不住泪水，感伤，感动，更是感激！
记忆中我们兄妹三人小时候的指甲，父亲帮我们剪的居多。也许那个年代物质匮乏，指甲钳也是稀罕物，也许是父亲的习惯，他总是用一把剪刀为我们剪手脚的指甲。剪刀剪容易剪到肉上出血，但父亲的手艺从不让我们遭受那样的皮肉之苦，他能把指甲给修剪得圆圆的、美美的。他做每一件事情的认真态度都不啻于他在手术台上给病人做一台手术。
父亲是一名外科大夫，做过普外科，也做过脑外科（他们那个年代分得没那么细），退休时医院的外科主任。他的认真在整个科室、医院，以及我们所有的远亲近邻中都是出了名的。不但是病患慕名而来，经常点名要让他做手术，所有我叫得出名字的亲戚里，凡是要动手术，不管是阑尾、疝气，还是胃切除，无一不是信任父亲的“一把刀”。
父亲的医术不仅在于他精湛的医疗水平本身，更在于他认真负责任的态度。我们时常听母亲和父亲的同事们讲，他做手术后缝合的伤口像绣花一样，工整有序，其他医生给病人写的病历龙飞凤舞，他是一笔一划的正楷，像中学生的命题作文，人人都读得清楚，看得明白。
父亲的认真不仅是在工作当中，更是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父亲像大多数上海人一样爱整洁，爱干净，只要他有时间，就会把我们今天看来寒酸简陋的两室之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从小就告诫我们，从哪里拿的东西就要放回哪里，这样就不会丢东西了，也好找。
所以今天我出差的手提包，虽然鼓鼓囊囊，想要的东西应有尽有，但从不会零乱。每样东西在哪个口袋，摆放顺序，清清楚楚，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说到出差，装行李，从上大学第一次开始远离家门，记忆里总是父亲帮着收拾，不仅不会落了一件需要的东西，而且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管准备要带的物件有多少，那怕堆成山，他也能有条不紊地全都给你归置到那只空间有限的箱子里。
同样是像大多数的上海男人，父亲做得了一手的好菜。我们家的口味，基本是江浙口味，应该基本是随了父亲。安徽人的母亲不仅迎合了父亲的口味，而且也从他那儿得到不少真传，混合了她从外婆那儿继承的厨艺，也做得一手合乎全家人胃口的好菜，我们都口福不浅。
父亲做菜的特色是不仅味道好，而且讲究美观，搭配。他最拿手的是刀工，真能像电视上那些高级厨师表演的一样把豆腐切成丝，还能够把萝卜、*瓜切出花来。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每年的年夜饭。
虽然平时母亲主厨居多，但年夜饭从来都是父亲主厨，母亲打下手，不仅有我们最喜欢吃的鸡蛋饺、八宝饭、水晶包子、咸菜粑粑，而且是父亲带着我们，手把手地教着我们如何做蛋饺，做豆沙。父亲喜欢用一只大的圆不锈钢勺作锅、一块带皮的肥肉做打底的油做蛋饺，做出的蛋饺是圆润有型，不易破损；父亲做的豆沙也同样是细腻香甜，至今难忘。
每当父亲把晚餐的最后一道八宝饭从蒸锅中取出，热气腾腾地反扣在桌子中间大空盘上，我们兄妹就开始猜今年父亲用蜜饯在顶部摆上的是什么字，工工整整的“福”、“囍”、“寿”，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失望！
父亲是一九三二年农历十二月十五生人，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今年就是九十大寿了。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他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定海，兄弟姐妹五个，他是最小的。
二哥在日本侵华时期被炸死，父母在他四五岁时也因病相继离世，他是跟着祖母长大的。祖母带着他们兄妹几个也是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定海老家。为了生计，听我小伯伯说，他也是十五六岁就在老家的渔行里学徒，补贴家用。有不少时间他们都是寄居在父亲的姑姑家。姑父算是个小资本家，拥有自己的工厂，家住在上海愚园路，对奶奶，当然还有父亲都很不错。
他们唯一的女儿，也就是父亲的表姐跟父亲同岁，因此两人经常一起学习。多年后，我的这个表姑告诉我们，你爸爸学习比我好，不会的作业都是他教我。其他的哥哥姐姐们对父亲这个最小的兄弟也都很好，都很照顾，让他在无论什么样的恶劣环境下，都能够坚持读书，直到50年代初他考上当时的浙江医学院（现在的浙江大学医学院）。
58年毕业后分到安徽合肥，医院，后来一批由朝鲜战场复员的 医务工作医院，他便加入了这支队伍，成为创院的元老，医院一干就是35年，直到退休。
当然，医院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结识了60年从安徽医学院毕业后分配来院的母亲。对父母是怎么相识相爱的，我们兄妹几个从来没有探究过。直到这次父亲病重期间，有一次酸中*，有些亢奋，迷迷糊糊之中对守护在床边的母亲和妹妹说了好些不着边际的事，但又大多是她们都有记忆的往事，唯有一句“王碧秦（母亲）你去看看痔疮”，让妹妹大惑不解，母亲并无痔疮的呀！母亲这才告诉她，这可能是父亲记起他们当年是在一个医治痔疮培训班上确立恋爱关系的。
父母的爱情以及之后有了我们的家庭生活犹如大多数家庭一样，也并非都是风和日丽，也都少不了磕磕绊绊，拌嘴口角在我们兄妹记忆中那也是常有的事。
父亲是一个非常倔的人，认死理，工作上的事只要是他认为对的事，就一定会坚持，不管你什么领导的意见，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一样！他的词汇里没有妥协，让步，他的这个态度如果发生在工作上还过得去，因为很多场合，都是母亲赶紧去给他圆了场，那到自己的家中可就没人圆场了。
如果一些生活细节没有按照他的“意旨”去办，就可能引来一场大拌嘴和几天的“冷战”。极端的情况下，母亲就带着我们回到外婆家里避几天。但在我们记忆里，即使这情景，最后妥协的也不是父亲，总是外婆外公先来做做父亲的工作，然后就抹稀泥式的和谐了。
他的“倔”表现最奇特的一次是母亲有个朋友，也是父亲刚给治好病的水工，主动要求把家里的蹲式马桶给换个坐式马桶。那时家里厨房和厕所仅一墙之隔，仅四平米，所以母亲认同了。可父亲认为这是违纪的，不但和母亲大吵了一通，还硬是三个月不在家里上厕所。
记忆中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他退休后，甚至来北京和我们居住在一起之后一段时间，也时常会发生。精心安排的一个聚餐、聚会或旅行，可能就因为某个细节安排不如他意而让他生气、不满，应该步行的，安排车接送了，或者安排的酒店房间没有瓶装水，也没有烧水的壶，非要你花钱买MiniBar的饮料，都可能毁了整个行程，但实际地说，大多情形都是因为他觉得浪费铺张了，而我们觉得也不是那么大的事。
如果你让我一定要从父亲这一生中找出点缺点的话，那就是这点，脾气太倔，火太大，尤其是对母亲。有的时候是不讲理，有的时候是得理不饶人，但就是有理，也经常没把理说清楚，缺乏沟通技巧和能力。
当然最终母亲还总是谅解父亲的，她总跟我们说：爸爸小时候苦，没有父母，所以她都理解他，能谅解他。正是因为母亲以她这种基于女性善良的本性所作出的妥协和忍让，以及她所擅长的“外交”口才和能力，才不仅能够在外圆润了许多因父亲的耿直与率性跟同事和朋友结下的梁子，而且让我们这个家庭直到今天都依然是一个团结和谐的大家庭，父母爱，子女孝！
但是没有什么样的脾气、倔强能够抵挡得了岁月的打磨，七十岁以后的父亲和蔼、和谐多了，对母亲的依赖、依恋也更强。每每我们为了吃穿用，或者是旅行安排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说：问妈妈去，妈妈定！
和我们以及弟弟妹妹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改进。记得以前妹妹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和谐，有时候被骂了一顿，好几个月互相不理。但最近二十年，最能让父亲听进去话的人是妹妹。妹妹也是我们兄妹三人中最能体贴照顾父亲的人，无愧于“小棉袄”的美誉。
5年前父亲随我们去加拿大看望妹妹一家并旅游，在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班上突然大出血，医院后查明是胃癌，马上做了胃切除手术（第一次是切了一半），以及这次一年前（去年九月）再次复发，做了全胃切除。之后的恢复期都是妹妹专程从加拿大回国，协助母亲精心照料父亲，才能使他的术后恢复过程顺利，并且能够在最小痛苦、最有尊严的情况下，走过人生这最后的一程。
父亲的脾气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结，让我跟他没办法像跟母亲那样亲近，但是父亲身上的许多美德却让我油然起敬，终生受教。如果有人要为“正人君子”形象立出标杆，写出定义，我确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父亲都应该是受之无愧的。他的这些美德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兄妹以及再下一代。
父亲的美德，最好的概括就是“勤”和“俭”。
工作上，医院里出了名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大夫。他视病人如亲人，为抢救一个十岁左右的急性胰腺炎的小女孩，他三天三夜不回家，直到她最后清醒，转危为安。
他对每个手术病人的每一次换药都会现场查看和指导，甚至亲手操作，坚持每天早查房，看每一个病人（他对现在有的医生只是通过电脑指标看病人的方式颇有质疑）。
病人的需要就是命令。我记得有一个年三十的晚上，老外公、外婆、我们全家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吃年夜饭。突然，医生来叫有急诊，他立即放下饭碗就走。为此母亲还和他吵，叫他吃完饭再走。他全然不理，一切以病人为重。
医院里同事们都说他是老*牛，对别人求助是有求必应，但又从不计较付出，不求回报。经常路上有被他治好的病人跟他打招呼，他都只是点头微笑，也许是治的病人太多，也许是他心里正在想着病房里正待救治的其他病人呢。
89年国家要组建一支赴南也门的医疗队，也门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那时还战火纷飞。父亲主动请缨，在那个言语不通，且没有任何通讯设备的地方，一待就是两年零两个月，圆满完成任务，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文化大革命期间，合肥发生武斗，全院已经很少人上班，只有他始终坚持天天上班。有一天夜里发生枪战，一医院，是父亲带着几名留守的医护人员为他们紧急救治、处理。但最后，当他看到一位下巴骨都被打穿了的伤员时，他悲伤、愤怒了，对送他进来的那些所谓的战友们大声质问道：“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那位伤员最后在父亲的悉心救护后还是康复、痊愈了，从此对父亲充满感激。
精湛的医术和敬业的态度让同事都对他有依赖。那医院宿舍区，和医院病区也就一墙之隔。我们兄妹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在深夜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然后就是父亲匆匆穿好衣服，随着同事一起赶去门诊或病房，紧急医治那些住院大夫处理不了的病人，很多时候再见他时已是我们早晨起床以后了。
母亲早年和父亲一样都是外科大夫，所以经常是一上手术台就错过了午饭时间，如果他们都在手术台上，那就只有我来给弟弟妹妹招呼顿午饭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至今都还有做一桌饭菜的手艺。后来母亲为了更好地照顾家，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事业，改行做了放射科大夫。
父亲的“勤”其实在家里给我们的印象更深。自我有记忆的时候起，家里就没有用过阿姨，这对于一个双职工的家庭，以今天年轻人的标准或许难以想象。但是在他们那个年代，这没什么！
记得家里最艰难、父亲最辛苦的时候，是母亲去北京进修，和去农村巡回医疗的时候。那时候，父亲每天都是5、6点钟就起床，不但在我们起床前就把早餐准备好，甚至连中午的饭菜也都得准备得差不多。
饭做好了，放在我们称之为的“草焐子”里保温，菜都切好整齐地配置在几个盘里，只等中午回来就能下锅，最大程度地节约中午的时间，好让我们午餐后还能有一个来小时的午休时间。
午休是父亲一生的习惯，他经常对我们说：“午休好，下午精神好，工作学习才能好。”“睡不着，闭上眼睛打个盹也好。”而他往往就是这样在我们吃完上床之后，把饭桌收拾干净，洗完碗，然后就真的只有十分钟的“闭眼”“打盹”的时间，医院了。
父亲把能干的家务都自己干了，把时间都省给了我们。他让我们早起要把时间花在读书上，要我们大声地朗读语文课本，或者背诵英文单词，他最常告诫我们的一句话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
晚上的时光虽然长点，但感觉父亲也总是不够用。吃完晚饭，他把明天要吃的需要较长时间炖或煮的菜放在炉子上，然后就或者拿起刚刚取来的《中华外科医学》杂志认真学习起来，或者提笔为即将发往刊物的论文做最后的润色，也有的时候，他会辅导我们兄妹的学业。
印象中父亲教得最多的就是我们写字的时候，书本一定要放正，头离书本的距离一定要合适。大家都入睡前，我的祈祷是：今夜没有敲门人！
退休以后的父亲也依然保持着勤奋、健康、向上的态度。他作息规律，从不睡懒觉，早起就出去散步，一走就是两小时。看书读报是他最喜欢的事，订阅的报纸总是从报头看到报屁股，一字不落。到北京和我们一起居住之后，家里有个院子，园丁的活儿基本上就是他一人包办了，直到5年前他第一次做手术，之后腿脚就不太利落了，这才不得不作罢。
年以后，我们基本每年都安排一次旅游，但他依然是不闲着，出发前不但自己收拾自己的行李，也要给家里每个人的行李都系上同样颜色的绳或标记，行程中总是他第一个去拿飞机上或车上下来的行李，然后用我给买的摄像机到处给我们录像。
但他最喜欢做，也是最让我们受惠的事，还是旅行结束后，他找来几大本相册，把我们每个人的相片都分类得好好的，便于查找，便于观赏。
勤俭的另一半——“俭”在父亲身上就体现得更加充分了，他常常告诫我们要爱惜粮食，碗里的饭一定要吃到一粒米不剩。我记得最深的是父亲做的红烧肉，不仅好吃，而且你能体会父亲的勤俭持家。一般红烧肉要加些配菜，萝卜、土豆、百叶结，但那时候家家都不富裕，父亲的一碗红烧肉可以加好几次配料，这样“油水”才不至于浪费。
父亲的词汇里应该没有可回收垃圾，所有可回收的东西对他都不是垃圾，废的纸箱、报纸、电线、绳子，他一定会把它们都细心地收拾起来保存好，说不定哪天就派上了用处。
勤俭持家的美德人人都好懂，但父亲对自己的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有时连我们也无法理解。他憎恨*博，但连打牌、游戏也从来不沾；他喜欢音乐，尤其喜欢邓丽君（生病以来医院，母亲和家人给他播放最多的就是邓丽君），还擅长吹口琴，但他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其他娱乐场所一律不去。
他一辈子从来没让别人做过按摩，修过指甲（倒是替我们修过），妈妈有时去捏捏脚，想让他陪同，想了各种理由但从未“得逞”。他理发因为嫌院子里理发店30元一次贵，就自己跑到沙河镇上找10元一次的剪。
父亲对自己严格，但对人、对社会却从不吝啬。前几天听弟弟讲，我才第一次听说，汶川地震后，他把自己积蓄的一万元退休金通过居委会捐给了灾区人民，而家里人完全不知道，弟弟也是听居委会的人告知才了解的。
“勤”和“俭”中还隐约包含了父亲的另外一个特质：吃苦耐劳。不仅仅在最艰苦的年代养育我们长大，而且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说过苦，说过累！哪怕是病中，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呻吟，他喊疼。父亲在我们的眼中就是刚强、坚强、韧性、忍耐的代名词。
即便是最近这5年，做了两次这么大的手术，每次我们问疼不疼？哪儿不舒服？他的回答一如既往地简单：不疼！没哪儿不舒服！5年前第一次手术后，他腿脚痉挛，行动不便，但他坚持不要人服侍，刷牙、洗脸都自己来。洗完脸，依然习惯性地把毛巾搓洗干净，双手拧干，搭到毛巾架上，再往下拽一拽，确保毛巾平行整齐挂好。晚上起夜他也是哆哆嗦嗦地扶着家具和墙自己摸到卫生间。
回来如果看到外面走道上的灯还开着（其实很多时候是母亲担心父亲而故意留着的），他也一定会再摸索着走出去把它们关掉（怕费电），再在黑暗中回到床上。也正是他的这种坚强和意志力，让他在经历了这两次大手术，并且在癌细胞已经肆意地侵入了他胸腔、腹腔以及肠道的每一个角落的情况下，依然陪着我们渡过了这宝贵的5年时光！
五年前，当被诊断为胃癌后，母亲以她作为一名曾经的外科医生的勇气和果敢，为父亲选择了手术。三O一医院陈、卫两位主任的高超医术证明了她的选择是正确的。为此赢得了之后四年基本健康的生活。刚一开始他甚至能每天在家里走三圈，和母亲一起使用小区里的健身设备。
但后来也许是肌肉痉挛，也许是神经方面的问题，当然更可能是癌细胞正在他的胃里滋生，他走的距离越来越短，越来越喘，不得不更多的时候依靠轮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即使他每天大多数时间是在沙发前边看电视边打盹，但母亲和我们依然希望他多晒太阳、多活动，轮流推他在小区漫步。
情况好的时候，扶他走几步。为不让他闲着，我们在书房里给他备上了笔墨纸砚，让他练上了毛笔字。他几乎是每天一帖，竟然把本唐诗三百首几乎都书写了一遍（说不定这是他一生练字最多最勤的阶段），字体依然如他给病人写的病历一般：工整，隽秀。
他甚至还和我们一起跑过深圳，去过上海、杭州。在上海，我们和所有父亲家族健在的成员欢聚一堂，父亲是他们那一辈五兄妹里唯一还健在的了，但子孙后辈已是枝繁叶茂。
在杭州，父亲跟大学两位最要好的同学相聚。他们徜徉于西湖、灵隐的山水之间，还寻访了“浙医”的老校区。老校园已荡然无存，唯有一幢位于庆春路（现为杭州城市建设陈列馆）上的红楼依然在记录着校史的沧桑，也给三位耄耋老人品味他们的青春岁月带来了更多的滋味。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公园人稀，道路车少。我们索性买了北京公园的年卡，每个周末一个，带他逛遍了北京几乎所有知名的公园。整个春夏，不但让他体验了天坛之壮丽，北海之明媚，颐和园之秀美，圆明园的雅致，还遍历了玉渊潭的樱花、景山的牡丹、植物园的郁金香，还有紫竹院的竹林……相信他老人家会带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美好的记忆，进入天堂……
去年九月父亲晚餐时突然呕吐，母亲发现带血，紧急送医后，发现胃癌复发，已经快侵蚀到大动脉，危及生命。母亲毅然拍板，再次手术。依然是陈、卫两位主任操刀。这次术后在ICU待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要长，一度很危险。但父亲终于挺过来了，母亲说他是一关一关地闯，我想也许是父亲一生救治过无数的病患，上帝也给了他一次眷顾吧。
医生甚至准许父亲在春节前出院，和我们在家里渡过了最后一个团圆年。虽然年夜饭餐桌上再也品尝不到父亲的八宝饭，但全家人能坐在一起，就感觉是莫大的幸福。父亲虽然只能吃些糊状的流食，但依然陪着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说话不多，笑容也不多，但能感受得到他对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的爱和眷念。
春节后大约一个月，医院……
今天，父亲仍在与病魔抗争，以他九十岁的年龄，从任何角度，他都不会是个失败者。而终其一生，他不但以自己的坚强、意志力不断闯关，为自己赢得了强者的地位，也教育了他的子孙后代关于生活、生命的信念。他的勤勉、节俭、认真，甚至是倔强，都会为我们注入浓浓的基因和深深的烙印。不管时代怎样变迁，我想这个世界还是需要多一些像父亲这样的“老实人”、“老好人”的。
父亲九十，生命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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