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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不能忘却的美国犹太移民家族史
你清洗父亲的屎，因为你必须清洗，可清洗完之后，所有过去没有体会的感觉，现在都体会到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明白这点：当你抛开恶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感甩在脑后时，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
……
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
一九八九年，在父亲逝世六个星期后，犹太裔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lipRoth）见到了托梦而来的父亲。他穿着白色寿衣，责备小说家“做错事了”。小说家知道，父亲不仅在埋怨他擅自做主剥夺了他穿西装入殓的权利，还在指责儿子在自己濒死之际执着于写作关于自己死亡和人生的真实故事。清晨的阳光并没能驱散父亲的怒容和斥责之声，而是同他不可分割的两面——一面是倔强、固执和不胜其烦的唠叨，另一面是责任、奉献和坚忍不拔——一齐刻入儿子的余生。父亲的点点滴滴都汇合成《遗产》（Patrimony）的最后一句话：什么事你都不准忘。
在菲利普·罗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遗产》是其为数极少的非虚构作品。这本副标题为“一个真实故事”的回忆录记录了罗斯的父亲赫曼因脑瘤逝世前一年的时光，穿插追述这位二代移民八十八年间艰难和坚韧的奋斗史。在书中，罗斯披露了父子之间最亲密也最隐私的争执、妥协与和解，不吝啬任何不光彩或闪光的瞬间。他通过这种作家特有的手法来对抗遗忘，默契地践行了父亲无声的嘱托，什么事都不准忘。当父亲因为面部肌肉松垮而难以清晰发声，儿子突然领悟到父亲的“叙事”能力深深地流在自己的血液里。在自传《事实》（TheFacts）里，罗斯写道，“他的知识的表达形式就是叙事，但他的叙事内容从不丰富：家庭、家庭、家庭，纽瓦克、纽瓦克、纽瓦克，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有点像我自己的叙事”。父亲无意识的家庭、城市和族裔口述史印刻进儿子的故事里，就像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写的，“凡不能长驻你记忆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些空白的纸上留存”。在人生旅程过半之际，菲利普·罗斯写下了这部令人动容的平凡美国犹太移民家庭的回忆录。这段不能忘却的家族史也将被更多的人阅读和知晓。
在美国犹太文学中，父亲的形象常常是三种类型：在喋喋不休的强势母亲“淫威”下显得无能无用的父亲，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Complaint）中的杰克·波特诺伊正是这种角色的原型；与子女对抗的家庭暴君；以及已经去世或离婚或出走而缺席的父亲。《遗产》中的赫曼·罗斯显然更加饱满和活生生。回忆录开篇，读者看到这位八十六岁仍然独居的老人对着浴室的镜子推举半边脸，“那只坏眼的下眼睑外翻着耷拉下来；那半边脸颊毫无生气地松弛着，好像里面的骨头都被切成了片；原本好好的嘴巴也歪了”。一觉起来，前一天还和女友丽莲去西棕榈滩度假的赫曼成了口齿不清、吞咽困难的糟老头。这场病变使得一生体面强悍的赫曼展露了脆弱的一面，也拉近了他和菲利普之间的距离。
父亲的好斗、控制欲和意气用事让少年作家备受压制，带给他无限烦恼。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刻画了一个极端的暴君式父亲，这种童年的遭遇深深影响了他忧郁苦闷的性格，“没有什么是我真正拥有的，是确凿无疑、独属于我、明明确确由我来主宰的，我其实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两位犹太作家和儿子对父亲一无所求，只想逃离。不同的是，父亲确诊脑瘤后，菲利普渐渐理解了他固执的源头和其后深厚的情感。父亲过分的固执几乎让母亲在最后的几年崩溃。在她去世前一年，七十六岁的母亲向菲利普表达了离婚的想法，哭诉丈夫从来不听她的话，在外让她难堪，因为琐碎的事情责备她。而在母亲去世后，父亲整天坐在她的躺椅上不停地流泪。老人又经历了妻子的妹妹的逝世，他哭了半个钟头，因为“她就像是你妈妈最后一部分”。当他也要步入坟墓之际，他不再指责她，而是认为她“做的每件事情都对”，成为了遗憾的完美。事实上，赫曼的吹毛求疵不是针对所有人的，而是只对身边亲近的人，比如邻居艾伯和女友丽儿。他的初衷是为了在意的人的福祉。
父亲患病促成了父子之间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亲密，成为照顾者和倾听者的菲利普感悟了父亲的奉献，也更理解家庭和家人的意义。退休前漫长的打拼生活，尤其是在纽瓦克做保险经纪人的经历，塑造了赫曼健谈、精神、爱交际的性格。在参观养老院、看公寓演出、谈论拳击、甚至是看病等场景中，赫曼总是能清晰说出于纽瓦克有关的记忆，比如在见本杰明医生时，他在陈述病史时会说起在纽瓦克的某桩童年轶事，“他和他的人生飘啊飘，飘啊飘，一起飘回过去，而且他想让本杰明也知道那些事情”。菲利普就这样倾听着他漫长且艰难的一生，他是如何负重前行，支撑起这个四口之家。在回忆录的最后，整个家族历史像电影画面一样呈现在菲利普的梦境里：
他人生的每一个主题都被压缩其中，每一件对我和他都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从他父母坐着低等舱漂越大西洋移民开始，到他为了生存、为了抵抗重重阻力走向成功而苦苦挣扎抗争——在穷困的童年时代他被剥夺了上正轨学校念书的权利，作为犹太人他又在那家歧视犹太人的保险业大公司工作——直到他因为脑瘤而步步蜕变，走向衰弱。
辛苦的生活将他锤炼成对自己极度严苛之人。他节俭，即使有钱也不舍得订《纽约时报》，医院的电视。他吃苦耐劳，深夜到纽瓦克贫民区敲开黑人家门收几分钱的保险费，带着一身廉价食用油的味道回家。他对工作百分百投入和忠诚，接到电话获知办公室失窃后，害怕到大便失禁。少年时代因为毫无意义的说教和责备感到绝望的菲利普面对行将就木的父亲领悟了这种“原始、卑微”的奉献。菲利普不断审视矛盾的存在，思考如何看待和对待“可恨”又“可爱”的父亲。他以浪子回头的姿态吸收父亲的教育，血浓于水的亲情、家庭的纽带和超越家族的族群观念结合起来书写了自己和父亲的真实故事。赫曼不会装模作样美国人的为父之道，他没文化，甚至让童年菲利普感到羞愧，但就是这样的父亲教给了儿子更珍贵的东西：“他教给我本族语。他就是本族语，没有诗意，富有表现力，直截了当，既具有本族语一切显著的局限，也具有一切的持久力”。
面对越来越靠近死亡的父亲，主动放弃继承权的菲利普却渴望得到一份物质的纪念。在照顾病情恶化的父亲同时，菲利普不期经历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他对这次经历的描写展示了他与家人间深深的羁绊。他将术后疼痛的感觉比喻成在给心脏喂奶，“几乎就像养育我自己的母亲的替身”，而术前的焦虑似乎是代父亲赴死，在生死的混沌边界，“我从来不是躺在那张床上唯一的心脏病人：我们家有四个人”。母亲已经溘然长逝，如今父亲也要离开人世，他希望能够继承一份凝固和固定他们形象的物件，透过它，就像鲍德里亚所说的，菲利普能重塑一个世界，一个全属私人的整体。第一个物件是经文护符匣。父亲老年产生的犹太教信仰带给了这位孤独的老人极大的慰藉，仿佛在和父母交流，又与远离的人世喧嚣增添了一层情感。第二件是剃须杯。祖父的剃须杯是“唯一一个我们家人人都愿意保存的纽瓦克移民时代留下来的事物”，是家族史最好的象征。它指向了祖父只身来到美国的历史和犹太人的传统，安息日在理发店的时间能让祖父短暂忘记日复一日的压迫。在菲利普眼中，它堪比中国或是希腊花瓶，携带着历史和文化记忆，是极具收藏价值的古物。然而，当他为像孩子一样快要嚎啕大哭的父亲，丢弃自尊心求助于自己的父亲，清理大便失禁的现场时，菲利普意识到自己得到的遗产是无形但伟大的。相比金钱和物件，父亲早已留给了自己最好的遗产——爱、记忆和生存的信念。
“把每一个部位都记得清清楚楚，等他过世的时候，我就能再造那个创造了我的父亲”。在最后的十二个小时，赫曼“用一种令人敬畏的爆发力呼吸每一口，这是他一辈子倔强坚韧的最后写照”。赫曼用大口贪婪的一呼一吸奏响自己生命的终曲，世俗的游吟诗人的最后一支歌。他歌颂家族、纽瓦克城和美国犹太移民，这最后一支歌唱的是“救赎，生存，生存的信念”。虽然饱受脑瘤的压迫和困扰，赫曼从不谈论它，他在最后的日子倾吐的是父亲山德尔、妻子贝茜、大儿子山迪和两个孙子、小儿子菲利普、女友丽儿、邻居和好朋友艾伯，还有许许多多在纽瓦克居住的小人物们的故事。尼采谈到记忆时写道，“人们要让一些东西留下烙印，才能把它们留在记忆中。只有不停地疼痛的东西，才能保留在记忆里”。即使带来疼痛，赫曼也不愿意切割掉这个寄居在脑子里十年之久的肿瘤。对赫曼来说，它不象征死亡的恐惧，而是一颗记忆之瘤，这场生死之间的搏斗更是一场守护自己赖以为生的记忆的拉锯战。“在他没有悲伤、没有颓唐、没有绝望、饱经风霜而生存下来之后”，他奋力的呼吸给菲利普上了最后一堂课——不忘却就是活着。父亲赫曼逝世后，菲利普·罗斯写下这本回忆录，凝结了父亲的一字一句和一点一滴。这不仅仅一个人的故事，而是父与子的故事。
《遗产》
菲利普·罗斯丨著彭伦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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