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余光中在《听听那冷雨》的结尾写道。
这段话给我们一个启发：在书写个人情怀时，不用散文里经久不衰的第一人称，而是改用第三人称，第二人称也可以的。我记得国外某位创意写作老师，告诉学员用第三人称写亲历事件，写好了再改回第一人称。她说这样做的好处有很多。如果你也有文笔滞涩的时候，试试这个方法。
现在我想领着你做一件事：对于文化积淀，一个好作家要有选择地接受。
前面的三个问句，有时间的苍茫，有人生的厚重，更突出的是第一问，有来自古典的情怀。在距离相当遥远的年代，平常的人有几分豪杰气质，读书人也有，剑术在身的李白不怕行路难，徐霞客几乎就是姓徐的侠客，就连李清照一个身体很弱的女子，都想当豪杰与*雄。
需要选择性接受的理由是，每个时代都有优秀和糟糕的东西，我们的时代亦然，把优秀的传承下去，才对未来的人类有益。几千年里古人没有做得更好，有些优秀的东西被他们传丢了，有些糟糕的东西传了下来。
所以我们要以性情温和、眼界开阔、对古典文化情有独钟的余光中为例。他看到一些本不该中断的优秀文化，比如祖先有过的英雄情结，在一代代人中缓缓消失。他想找回它们，他要体验做英雄的感觉。
余光中的英雄情结，溢满他的文字。
“我向太空看，看人类的过去，看占星学与天宫图，祭司的梦，酋长的迷信。于是大度山从平地涌起，将我举向星际，向万籁之上，霓虹之上。”他在《逍遥游》中写道，“棋局未终，观棋的人类一代代死去。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圣人以前，诗人早有这狂想。想你在平旷的北方，巍峨地升起，阔大的斗魁上斜着偌长的斗柄，但不能酌一滴饮早期的诗人。那是天真的时代，圣人未生，青牛未西行。那是青铜时代，云梦的瘴疠未开，鱼龙遵守大禹的秩序，吴市的吹箫客白发未白。那是多神的时代，汉族会唱歌的时代，摽有梅野有蔓草，自由恋爱的时代。”
这里说到的事情太多了，要细读，要消化一阵子。前面的“摽有梅野有蔓草”，应该分开读：“摽有梅”“野有蔓草”。二者分别是《诗经》中的篇名，也出现在诗的首句，表现青春和恋爱的勇敢和快乐。这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母题之一，只是后来渐渐地衰落了。
更不该衰落的是庄子“逍遥游”的个人意志，也就是精神上的逍遥自在。
从文学意识、胸襟见识、智慧运用等许多方面整合起来，庄子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位散文家，也是最好的散文家，很难超越。余光中这篇《逍遥游》借用庄子散文的标题和部分形象，是一种致敬，也是一种传承。
站在庄子的肩上，余光中跟着前辈御风而行，有了无穷的自在自由，有了大气磅礴的气势。
他写道：“当我怀乡，我怀的是大陆的母体，啊，诗经中的北国，楚辞中的南方！当我死时，愿江南的春泥覆盖在我的身上——当我死时，老人星该垂下白髯，战火烧不掉的白髯，为我守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之前，我必须塑历史，塑自己的花岗石面，当时间在我的呼吸中燃烧。当我的三十六岁在此刻燃烧在笔尖燃烧在创造创造里燃烧。当我狂吟，黑暗应匍匐静听，黑暗应见我髯发奋张，为了痛苦地欢欣地热烈而又冷寂地迎接且抗拒时间的巨火，火焰向上，挟我的长发挟我如翼的长发而飞腾。敢在时间里自焚。必在永恒里结晶。”
细看这段文字，有的句子很长，形容词多了一些，比如“为了痛苦地欢欣地热烈而又冷寂地迎接且抗拒时间的巨火”，要写得简洁，才显出力度。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写这篇散文时的余光中，是一个赴美洲讲学的年轻学者，正在跨越大洋的民航客机上，从庄子那里感觉自己像一只“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鲲鹏，他现在的豪情，是那种长句子、形容词才能表达的豪情。
余光中写这篇《逍遥游》的时候，正是金庸写新派历史小说开始不久。小说以江湖豪杰为主人公，他们悍不畏死，胸怀磊落，大悲大喜，豪情万丈。这个民族的英雄传统，或是找回，或是再造，当然是金庸写历史的良苦用心。好在这类作品有许多作家跟随，在华人阅读圈子里畅销几十年，让人们有了像武林人物豪爽一把的美感。
文化人的侠骨雄心，体现在创作之中。就像宋代陆游评价一位唐代诗人：他的心怀比宇宙还广，可惜只施展了一小部分才华。他的英雄气概融入了笔墨，那不是一般的唐诗，是来自《诗经》时代的传承（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在陆游看来，那位唐代诗人的才华施展了不到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在我们看来，要传承已经中断的《诗经》时代，一个人的努力远远不够。一位作家能做那么多，已经够好的了。
文学艺术家的使命，以创作为中心。比如17世纪的画家鲁本斯，出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期间，几乎每个下午都在花园里作画。有人在园中走过，打招呼说：“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如果鲁本斯位是位散文家，也会把写散文看成他的大事，在其中做个英雄，体会到呼天唤地自由创造的快乐。
我们还是以散文家余光中为例。
同样是创造艺术品，画家的媒介是颜料，作家的媒介是文字。写诗歌也好，写散文也好，余光中要用文字表现他的英雄气概——那文字富于美感，还是一个寄托，民族的心灵宛然其中，祖先的回忆也在其中。
他在《听听那冷雨》中写道：
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
他想当一个文化英雄，要把他的文字涂上英雄色彩。
《〈逍遥游〉后记》中，余光中写道：“我扮演的只是昼伏夜出一瞥即逝的江湖游侠。等到威加四海的大豪杰出现，这类游侠就应该隐名埋姓了。在《逍遥游》《*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在中国文字的炉子里炼丹，是他那一腔英雄血气的表现，也是用汉字写作的作家，应该做的最为紧迫、最为长久的事情。
特邀编辑：董学仁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